申遗推迟了4年乾陵中途退出
华商报：丝路申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评估意见非常关键。
赵荣：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这次对丝绸之路项目给出的意见就是“同意列入”。我觉得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值得铭记，他就是前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佩赛特先生。他是一位德国人。德国著名的新天鹅堡，就是他做文管所所长时修复的，后来把它推向了世界。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佩赛特先生就在彬县大佛寺和兵马俑参加过文物保护工作。后来佩赛特先生就任德国巴伐利亚州文物局局长，在他任上，推动了一系列陕西和德国的文物合作。后来，佩赛特先生又担任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在他任上，第15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在西安召开，这也是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召开。可以说，佩赛特先生对陕西情有独钟，他也觉得丝绸之路很重要，觉得能否通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来协调，把中亚几个国家联合起来一起做。2005年就开始酝酿这件事，他们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2006年8月，在吐鲁番召开了“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协商会议”，标志着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
华商报：2006年丝绸之路跨国申遗正式启动时，陕西有20个点，现在剩下了7个，怎么“缩水”这么厉害？
赵荣：这不叫“缩水”，只是一种重新的整合和重新的考虑。最开始启动时，是中国和中亚五国一起联合申报。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跨国申遗，所以在认识上、工作上都存在磨合的过程。原计划是在2010年巴西召开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审议，但因国际国内协调的工作量很大，工作进展也不是十分均衡，只得推迟申报。2011年底，又变成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原先的申报名单进行了重新筛选，陕西当时定了8个点，还有乾陵，是各个省最多的。
华商报：为什么后来没有见到乾陵？
赵荣：乾陵后来退出了。
华商报：此前，我们一直用的名字是“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但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最终的审核决议中，明确建议将该项目命名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赵荣：其实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专家在前期评估时，就已经认为“起始段”表述存在问题，建议改名。我尊重专家们的意见，也尊重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审核决议，我觉得他们的建议名称，也更符合历史事实。
如何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
华商报：这次申遗成功对陕西意味着什么？
赵荣：第一，充分证明了陕西文化的深厚实力。国家把陕西定位为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这个决策非常正确。这是从陕西文化资源的禀赋和认识上来说的；第二，这次申遗成功也标志着陕西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理念和实践得到了国际认可；第三，对陕西未来文化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第四，对陕西文化产业的发展，包括旅游的发展，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华商报：也许老百姓会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赵荣：跟每个老百姓都有关系。作为陕西人，这是我们的荣耀。以后出国，大家都知道你是从世界遗产地来的，都会对你的故乡产生尊敬，你也会享受到这种尊敬带来的荣耀和实惠。通过遗产保护，我们也对历史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体验；另外，我们也享受着城市环境改善带来的高品质的生活。
华商报：未来打算怎么做？
赵荣：我觉得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谈，一个在申遗方面，我会继续推动陕西能代表中华民族的东西进入世界遗产，作为陕西的文物局局长，这是历史的使命。
华商报：但是现在世界遗产委员采取了限制办法，一个国家只能申报一个自然遗产、一个文化遗产。
赵荣：这是个很大的挑战。现在各国都已经意识到，世界遗产已经成为证明本国文化实力和文化地位的重要体现，所以都在争。对中国来说，我们开始有了经济条件，有了保护的意识，也开始进行大量保护的时候，名额开始限制了。根据现在的预备名单，已经可以排队到下个世纪了，但我们一定会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而且已经有了计划，比如汉唐帝陵、比如城墙，相关工作都已经启动。
另外，在探索方面。我觉得，前八年的申遗，我们通过“四个结合”的理念和实践，解决了大遗址保护如何更好地融入社会的问题。那么下一步，我们就是要解决如何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的方法问题。这两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相当难，但难事做成了，就是创新。
思路申遗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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