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狗有问题，而是我们自己”

　　对于以狗为营生的贩子来说，狗的寿命更多地取决于其生育年龄的极限。家住长安区的朱珊曾目睹过多只无法再配种的名犬，被送到杀狗市场售卖：一只憨厚可爱的金毛短短数分钟后就被砸破脑壳，吊起后腿活剥了狗皮。按照杀狗贩子的讲究，趁着狗还有一口气时剥掉的皮毛完整光亮，卖相才好。因收养者的经济条件不同，被救助的狗狗们生活也可能因“运气”而判若云泥。

　　在长安区某镇一个600多平米的救助基地里，187只流浪狗的待遇绝无仅有。该基地的供养者是一位成功人士，女主人在西安南郊一处高档小区独居。据说将全部的积蓄都压在了眼下的这帮“伙计”身上。除了优质的狗粮，辅食还包括鲜肉和牛奶。为了照顾狗狗，40多岁的孤儿马师傅被雇来专门看狗，隔三差五也能抽包中华、喝瓶茅台。一个宠物医生经常被叫来上门服务，他调侃说：“如果这187只狗能够善终，那一定是死于心脏病或者三高。”

　　田洁她们常常被质问：“你们有功夫管狗，咋不知道去管人呢？”田洁无法回答，甚至女儿也很难接受母亲天天和一群狗混在一起。一次因为有“狗味儿”，母亲送来的30个包子被女儿扔掉了。田洁也只能安慰自己：“冷漠是有罪的。”而《动物保护法》的发起人之一、“西京伴侣动物救助中心”负责人薛妮娅则说：“我们救的不是狗，是我们自己。”

　　为什么一边在救狗，一边却在“安乐”？志愿者“林”讲述了十年前自己刚开始从事动物保护时的经历。

　　那时候，西安成规模的民间救助还未兴起，一帮志愿者好不容易从“限养办”救出了40多只饱受摧残的狗，却发现无人愿意领养，也没有地方存放。一旦放归街头，难免再次被“收容”或者被狗贩子屠宰。为了不使这些狗被折磨致死，“林”与几名救助者达成一致，按照西方对流浪狗的方式，“让它们好好地离开”。为了减少狗的痛苦，6个人凑了1200元买了进口麻药。“林”至今还记得从咸阳请来的杨大夫留给她的话，“以后这种事别再找我”。

　　“不是狗有问题，而是我们自己。”薛妮娅说，“如果能像仅收取10元办证费的成都那样，稍微降低一点办证的门槛，或者将部分办证收费用于狗的绝育和免疫，严格登记管理，而不是运动式的清理，狗的管理也许会简单些。”

　　对于混迹西安的25万只狗来说，死亡的另一头是什么，救助者“西京”也想不透。但在他脑海中却经常浮现出4年前救狗时的一幕：在长安县细柳镇上，绑在绳索上的一排排狗的断蹄，突然像风铃一般摇曳，那如行为艺术一般的场景超越了所有狗声鼎沸、撒泼打欢的时刻，以一种决然不同的方式，向阳光下的一切生命昭示，这刀俎下的牲灵，亦曾有过独特而奔放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