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工作到底有些什么？执法人员对自身职业是什么看法？日前，昆明五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邀请记者座谈。局长乔兵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怕摊贩报复，自己在朋友面前不敢透露职业，天黑前不敢带妻儿出门。他说，一些摊贩被查处后，会盯上执法人员，门牌号都弄得一清二楚。（11月5日《云南信息报》）

　　当我们早已经习惯生活在对抗的情绪中，用刻板成见且不那么善意的眼光来看待城管职业，一位城管从业者展示出的最真实个体感受，虽然未必就会被公众完全认可和接受，但它至少是打开了一扇可以双向观察的窗。城管局长公开地“自吐心声”，以及他失落与不被理解的内心情绪，公众应该还是第一次得闻。

　　事实上，我更愿意将“局长的失落”理解为某种真诚对话的姿态，城管局长是在表达郁闷，也是在表达自己成为民众情绪宣泄对象的“不应该”，他认为本身既然承担着巨大的城市管理压力，就理当得到更公平的对待。乔兵甚至还表示，“单靠城管末端执法，罚不出城市秩序。”——能够心平气和地来讲述城管执法中的诸多困惑，实际上就是在努力寻求困惑的解决之道。执法者能够“蹲下身”来说话，自然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一定程度上缓解城管与社会认知之间的误解与对峙。

　　何以去宽慰一位失落的城管局长？何以不再令城管人员感觉“高危”？乔兵的难解之惑显然值得整个社会来应答。

　　城管队伍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它承担着巨大的社会管理任务，也因此成为诸多矛盾的集结点。它本质上只是一种协调机构，却在现实中充当许多棘手社会难题的强制执法者。也只有当城管不再负累过重过多的社会管理职能时，它所招致的暴力与责备才会相应减少。而当下，要让城管与摊贩之间的矛盾得以调和，规范城管执法就是必经的路径，而它指向的更是纪律、技术、监督等一系列的细节。这是城管从“排他式”到“共享式”行动模式转变的必由之路。

　　过度负重的城管模式之下，没有人应该成为不合理制度压力的承受者，城管局长乔兵略带辛酸的失落需要被听懂，需要得以来自权力改革层面的舒解。但在抒情的同时，乔兵也不妨去反问，关于城管转型的“自我变革”，自己以及昆明五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是否做得足够？它是个人失落的倾诉被社会认同的前提，亦是让具体城管职业变得不再“高危”的现实纠偏。王聃

编辑：温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