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高学历者难以体面生活的消息爆出：日前，上海的陈女士在乘坐一辆出租车时，健谈的司机陆路称自己是大学毕业生，而曾经的搭档张明是南京大学研究生。2005年，陆路贷款买了一套200万元的房子，张明贷款200万开了一家广告公司。两人如今都在40岁左右，虽已近不惑之年，但在贷款重压之下，两人不得不疯狂寻找第二职业赚钱。在兼职开出租车之前，他们还修过电脑。（11月29日《现代快报》）

　　类似的争议一直存在：或感慨于“知识依旧无法改变命运”，或认定此类新闻虽无关“读书无用论”，但整个社会应该降低对高学历者实际境遇的心理预期。总之，当事者都被渲染成了悲情者，成为了公众抒发复杂块垒的载体。但所有表象相似的故事，其中往往隐藏着个体的特殊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更愿意将陆路与张明因买房和开公司造成的如山大的沉重压力，以及必须兼职甚至连孩子也不敢要的中年生活遭际，看成是他们曾经懵懂与非理性人生决策的代价。在关于生存、温饱和发展的人生日常选择中，没有人会永远是那个能做出最优决策的人，正因为此，个体者常常不得不承担决策失误的代价。

　　“研究生兼职开出租还贷”不需要被代入的抒情，它指向的更是理性消费和创业的核心内容。一见生活得不那么如意的大学生与高学历者，就悲情地解读与追问，这是我们惯见的抒情方式。我理解此种情绪，但不得不说，它更是某种复杂情感的转嫁，它里面其实包含了对上升渠道日益逼仄、社会资源配置不均衡以及劳动密集型经济对高学历者需求不旺等复合性失望。

　　可以确定的事实是，伴随着大学教育的平民化、劳动密集型经济向知识密集型经济转型的过程漫长，大学生与高学历者艰难地“活着”将仍会持续很长时间。这就要求围观者以更舒缓的心态来看待类似现象，而不能一看到出租车与研究生的对立字眼，就殊途同归地大发感慨。（王聃）

编辑：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