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种不能接受的方式，汕头“1204”火灾正将沉重感从新闻纸上弥漫开来，隐藏于其后的真相也渐次清晰：4日下午，广东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一内衣厂发生火灾，共造成15人被困，其中14人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死者中包括13名女性和1名男性。5日下午，汕头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犯罪嫌疑人刘某由于被作坊老板欠薪3000元而纵火，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并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更多的细节也被披露出：这家内衣厂也被发现仅仅是一处家庭式作坊，不仅天天加班，火灾时通往可逃生阳台的天井也被锁死，导致至少6名工人无法通过阳台逃生。这是造成如此巨大伤亡的直接原因。

　　其实已经不必再去等待真相完全呈现，我相信许多围观者已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丧心病狂的纵火行为当然需要被唾弃，但这首先是一起关于廉价产业工人的悲剧。因为谋稻粱于法制并不健全的家庭作坊中，所以劳资双方的力量相差悬殊，欠薪行为由此发生，而因为个体维权成本太高，被欠薪的工人只能采取私力救济的方式，被逼急了甚至就只能“纵火”。当大火弥漫向被当作生产机器而严厉看管的女内衣制作工人时，那就是无法避免的灭顶之灾。大火之后，我们必须反思社会讨薪机制的缺失，也必须“重新看见”可能大量存在的“血汗工厂”。

　　我理解持此观点者对于防范下一起类似纵火案的焦灼之心，不过其中显然隐含着一个危险的前提认可：刘某的纵火行为并不完全是“可恨之处”，因为这仅仅是不到位的社会机制“逼”出来的。可是，有什么比不可复制生命的价值更大？丧失了对于他人无辜生命的尊重与敬畏，无论什么样的行为也都丧失了其本身的正当性。

　　更进一步来反问，就算现实中我们的社会稳定机制是齐备与有力的，纵火的“刘某”们就不会出现吗？恐怕也未必。事实上，诸如欠薪之类的生活难题是客观存在的，如果稍有纠葛，就恶向胆边生，那么社会的整体安全又何以保全？

　　我绝不否定转型期现实中可能存在的不堪与不体面，它们需要被正视，但这并不能就可简单推导出：刘某只应承担法律责任，而无道德上的罪恶感；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暴力与凶残都可归因于泛泛的“社会”与“机制”。专栏作家连岳说：我们都是体制，体制的改变必定是由公民的个体努力而造成的，以此类推，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机制的一部分？我们是社会安全机制的一部分，是社会道德机制的一部分，也是欠薪等社会问题理性纠偏机制的一部分。把所有问题都泛社会化与机制化，而忽略个体者的恶，固然分析畅快，其实无助于事情真相的厘清与危险因素的消除，因为恶总是由具体的情况迥异的个人制造的。

　　一起惊天大火，值得整个社会为之省思，并找到它的所由何来，但过度的社会话题化无法杜绝下一个刘某，也会令我们看不见现实中更真实的问题，譬如，大火中丧生人员的赔偿将如何来解决。在死之前，他们可能是贫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死之后，他们却将面临没有保险、老板可能无支付能力等种种难题，而泛泛的社会病症说显然无法抚慰这些身后悲凉。（王聃）

编辑：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