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张永文

　　编者按：云南红河州委宣传部长伍皓实名认证微博发布：“云南红河州委宣传部公告：春节期间，本部公务用车全部封存……其中，本部部长公务用车车号为云G99099，敬请全州广大干部群众和全国网友监督。”

　　不料，2月14日，北京青年报刊发了潘洪其的一篇题为《伍皓自曝公车牌号公开了另一个“秘密”》的评论，文章在肯定伍皓公开车牌举动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即，长期以来很多地方和官员，违规配备专车。于是，伍皓连发长微博对此进行反驳，并抛出一个“微改革”的概念，以阐述其“改革”之不易；甚至，还指责北青报“伪造中央文件”。虽然，在潘洪其的回应长微博发出之后，伍皓主动提出“休战”，并删除了微博，但口水之后，却颇有值得思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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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警惕一些“微改革”变成“伪改革”

　　陈方：伍皓在回应里提到“微改革”这个概念比较有意思。微改革的方向是“公开、透明，引入公众监督”，其实从方向上来看，这个“微改革”并没有太多新意。所谓的新意就是一定程度上默认了现实中的一些“潜规则”。承认了现实中的缺陷。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微改革不好。如果完全忽视现实背景，只谈勇气和决心，也未必能真正起到疗效。现在关于伍皓公车改革的争议中最大的问题是，不该配车的人配了车，这个情况到底是不是应该根绝？

　　汤嘉琛：这个我不是很同意。我觉得，“微改革”有一点“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的意味，这样的改革路径，符合中国目前绝大多数复杂的改革命题。比如公车改革，比如财产公开，都是很难做到“一声令下，彻底解决”的。只要保持改革的大方向，将宏大命题分解为一个个小小的具体问题，进而开出“药方”，能够减小改革阻力。陈方：我也认可在“妥协中进步”的改革手段。需要警惕的是，对于一些“新概念”比如“微改革”，我们需要认清本质，而不是让一些人借用一些“新概念”为自己谋所谓政绩。

　　曹旭刚：也就是说，大家都在高喊改革，但都希望先改革别人，自己说说可以，但如果要对自己来真格的，那就对不起，恕不奉陪了。陈方说的似乎就是这个意思吧？

　　李妍：其实扯去一些宏大改革命题，任何改革都是从积跬步的改变做起，尽管在这个过程中，要警惕一些微改革变成“伪改革”，但是这个方向我觉得应该是不容否定的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公车改革这个事情，之前呼声最大的其实就是公开透明。

　　陈方：公车改革也喊了20多年了吧。不管是货币化还是统一管理，至少从目前来看，公车改革没有什么实际疗效。“微改革”有很多积极意义，但是如果没有更大范围的支持，我很怀疑它到底能走多远。

　　汤嘉琛：“微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层面的制度建设跟进。微改革是具体的、个体的改革，带有“试点”的意味，其影响力也有限。如果某一种微改革能够起效，公众的反馈也还不错，具备大范围推广的潜质，就可以逐步升格为一种制度化的举措。

　　李妍：其实现在的改革，遏制车轮上的腐败也好，管住舌尖上的腐败也罢，无论是从上到下搞顶层设计，还是从下到上做试点改革，都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即，监督。

　　曹旭刚：大家都在说微改革最关键的是后续，也许，这恰是伍皓秀车牌的行为，在初期的叫好之后，却收获一地鸡毛的根本所在。因为，这一公开的行为，根本没有考虑后续问题。

　　李妍：那就是这些改革，无一例外都是由官员自己操刀，用自己的手来革自己的座驾，自己的餐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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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制度化，“微改革”意义不大

　　汤嘉琛：“要改革”已有共识，“改革难”也是一种共识。因为改革不容易，从教育改革到医疗改革，其实都不是一下就找到了一个药到病除的灵丹，而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修正、不断推进、不断完善的。

　　李妍：改自己的革，这天生注定这种改革很难做出实效。就像伍皓先拿公车公开透明使用做所谓微改革，但最后却扯出了一些地方公车使用的潜规则。包括在其他一些地方的车改，很多都是车改改来改去，最后还通过车补变现，成为了官员的一种变相补贴，很多时候不过是应付舆论走过场而已。

　　曹旭刚：伍皓很有意思，他似乎是希望用公开车牌的行为，获得认可与加分，但当有人指责他不应该有专车的时候，他似乎有些着急了，或者说，在现今这个体制之中，他也不愿意去做这个出头鸟的，因为会得罪人。

　　汤嘉琛：不能指责伍皓没有思考后续问题吧？正如他那篇长微博所说，他们只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小部门”，很多问题并不是他们思考就能解决的。地方部门推出一个举措，如果要有更大范围的影响，起码得有批示、得有试点之类的。

　　陈方：说白了，公车改革根本上是一个职务消费的问题，仅仅从车轮上着手，还是无法遏制它的腐败。如果不从行政体制上进行改革，包括公车改革在内的职务消费改革，就不能彻底成功。公车消费，只是职务消费的一个部分。包括公车改革在内的职务消费改革，必须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没有批示，小部门中的这种“微改革”到底还有没有意义？

　　汤嘉琛：哈哈，咱也生造一个词，姑且叫做“伍皓困境”吧。这个困境，主要说的就是改革者的孤独。但凡改革，一般都有两个关键词，即“破”和“立”。“破”，意味着冲撞现有的秩序，打破已经存在的潜规则，这会让既得利益者感到不安；“立”，意味着抛出一套新的观念，建立一种新的秩序，重构一种新的关系，这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无论是“破”还是“立”，都会让那些“第一个吃螃蟹”的改革者感到孤独——至少在改革初期，他们不被理解，他们势单力薄。朱清时是改革者，他是孤独的；伍皓要改革，他也免不了孤独，免不了不被理解。李妍：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期待像大家说的，个别官员的自觉或者吃螃蟹，不行。即便是有批示，有一些小地方小改革小试点，也无法真正形成一种全方位的改革局面。因为要让官员主动革自己的利益，革掉自己的座驾，自己的餐盘，自己的财产，这种改革是很困难的。

　　陈方：我不觉得伍皓是孤独的不被人理解的，我是觉得如果没有制度化推进，这样的微改革意义不大。你在本部门可以严格执行，但是你部门的人去其他场合开会，你乘坐的是出租车，其他人依然是公车，那么这个部门的人还能不能坚持自己制定的规则。要知道，官场的土壤是共性的，且具有很大传染性，尤其是负面的传染性。

　　李妍：如果这种改革从一开始就是由行政部门所主导或者掌控，依赖内部人主导改革，却无法形成一种外部的约束机制，去约束公权力，去监督官员群体的改革，那么我对这种改革很难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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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需要有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

　　汤嘉琛：伍皓现在的困境，其实是很多改革者——尤其是体制内的改革者共同的困惑：如果继续按官场潜规则生存，那么，可以高枕无忧地继续扮演既得利益者的角色；然而，如果锐意改革，不仅会被组织觉得你太冒失和“不成熟”，被同行觉得你陷大家于不义，也可能遭遇媒体和网友的苛责。如果总是让改革者限于“伍皓困境”，谁还有主动推动改革的勇气和动力？

　　陈方：哪怕是改革的试点，也必须在整个行业内同时进行。举个例子，“两个县的干部同时去开会，一边是豪华公车，一边是自己骑车、坐的士，这样的局面能让改革长久下去吗？”

　　李妍：微改革会受到利益共同体的污染，会受到难以持续，甚至伪改革的影响。所以要真正推行改革，大家都同意用制度固定下来。

　　陈方：刚才我说了，公车改革其实是职务消费的一部分，那么在改革公车时，必须加强对职务消费各个要素的改革，这些改革要同步进行，平衡开展，而且，这样的改革必须从上级开始，至少也是上下级同步。改革过程中，上级机构必须给下级机构做出表率。

　　曹旭刚：那我能否这样理解，伍皓没能力要求别人去公布车牌，呼唤监督，但他至少在他的分管领域内，可以去推进。比如，将红河州宣传部的车全部公开？

　　陈方：对，他也只有这样的权限，所以，现在大家较真伍皓是不是该配专车，我觉得这个“真”较劲的意义不大。

　　李妍：当然遏制车轮上的腐败，必须切入监督，在将一种制度固定下来的时候，不可缺少的是制度监督、制度问责，这是来自内部制度的力量。另一方面，我认为也需要把改革的主导权还给社会。应该让改革吸纳最广泛的民众参与，让民众进行利益表达。

　　李妍：不过我觉得现实改革中最大的问题是，内部制度固定下来，但常常内部监督不畅，流于形式，最后再好的制度也只有流产。

　　汤嘉琛：关于改革，我觉得有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之分。中央在公车改革方面的要求，就是“规定动作”，是所有部门都要配合的改革；而伍皓这种公布车牌的做法，以及诸如白庙乡公布三公消费账单的做法，就属于“自选动作”式的改革。推行改革，要用在制度保障“规定动作”能够比较扎实地完成，也要创造良好的环境来鼓励“自选动作”。

　　陈方：“自选动作”的动力从哪里来？我倒觉得一方面可以出于权力的自觉，另一方面，如果社会舆论对其呼应，也可以成为一种良性的动力。

　　李妍：宏观的规定动作，也应该有一种可供参照、可具体量化的细则，才能执行下去吧，否则宏大的规定下，任何自选动作都可能拥有巨大的自我裁量空间。曹旭刚：对。但如果每个地方都在强调，自己的情况特殊，那又该如何呢？不能回避的是，在所有改革面前，肯定有情况比较特殊的地方，难以搞一刀切。

　　李妍：是的，但至少拥有一个大的可供执行的框架，也是好的，至于那些特殊情况，地方自可以根据情况进一步做细化调整。

　　陈方：其实还是取决于上级的决心和表态，中央要求的“八项规定”，也没见地方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吧？所以，具体在公车改革中，只要中央下定决心和勇气治理顽疾，下面的各级政府估计也不会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了。

　　汤嘉琛：这考验的就是顶层设计的艺术了。搞顶层设计的中央部门，需要在扎实调研、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确保大政方针的大方向不出问题；同时，针对具体基层实践中的新情况，顶层设计也可以而且应该适时推出一些“制度补丁”。

　　陈方：当然，地方政府和一些政府部门的自发动作，基于现实的各种突破，这些权力的自觉，我们必须鼓励。

　　汤嘉琛：用一种很俗套的说法，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无论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还是社会领域的改革，都不可能一刀切了。中国很大，国情很复杂，改革很难，“大方针+细举措”、“规定动作+自选动作”的模式，比较行得通。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