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研究生投毒案受害人黄洋不幸去世，网络上下关注者众，人们很希望知道谜底：毒从何来？投毒者是谁？为何下此毒手？4月16日，上海警方对外披露，黄洋同寝室林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已于13日被警方带走，现被刑事拘留，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

　　当上海警方证实同寝室的林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采取相应措施之后，舆论随即开始铺天盖地谴责、追问林某，悬在公众心头的疑问似乎落地，并将此案贴上了“同室操戈”的标签，顺而沿着自我设定的逻辑，一路开始掘地三尺，推测出投毒动机乃是“误杀”“情杀”等几种不同版本，并做深度追问状：从清华大学铊中毒的朱令、到挥刀向室友的马加爵、再到黄洋，大学到底怎么了？有人还在追问和反思教育体制……

　　显然，对于一个尚处于刑事侦查阶段的案件，对外界的传言“复旦校方和上海警方均未予证实”，在传闻并未得到法律确认的前提下，公众已经一厢情愿地跑在了真相前头，你不能说这种反思和追问的内容本身没有几分道理，但关键在于，建立在一个尚且存疑有待证实的事实之上，这所有的近乎于跟着感觉走、跟着经验走、听风就是雨的反思与追问，岂不是多少有些凌空蹈虚？

　　毕竟，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黄洋的死确凿无疑，但谁是投毒者？林某只是重大嫌疑人，虽然警方此时能够对外公布案情，起码侧证调查已经有了个眉目，但话又说回来，嫌疑人不等于罪犯，这是基本的常识，否则，这世间就不会有冤假错案了。退一步说，即便最终林某就是凶手，就是“同室操戈”，我们也同样需要看到，对于林某的有罪推定，是否已经有舆论审判和情感审判的嫌疑？而类如“情杀”等这样明显带有隐私性质内容的臆测，何尝不是对死者以及嫌疑人的伤害？

　　当然，不是说舆论不能关注黄洋案，关注在当下其实还有着某种必要性和必然性。当林某成为重大嫌疑人之后，人们即刻想到了至今未破的同样一度被疑为“同室操戈”的朱令案，不免让人唏嘘——如果当初“人人都有麦克风”，信息可以被随时随地公开，就可以为当事人寻求最大的帮助和提供伸张正义的便捷渠道，朱令个人的境况以及案件走向都可能会大为不同。案件尽可能公开，正成为寻求司法公正的最可依赖的私力救济，且屡试不爽。

　　黄洋案中固然包含着一定的公共价值和反思空间，但是终究不能抛却林某目前还只是“嫌疑人”这一基本事实，不能不顾及相关当事人及其家属的意志，而需要必要的审慎和克制。纵然关注身边兄弟姐妹的无辜离世以及背后的原因，以及为其讨回公道，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可贵的道德资源，但不能藉由此超越了道德伦理底线，不能无视法律赋予每个人平等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当媒体中报道，“由于心情悲痛，黄父仍不愿与记者直接通话”，是否可以换位思考，人心都是肉长的，受害人家属有没有义务在这个时候非得要满足外界的知情权？我们的关注是否有非理性成分？

　　公众对于“嫌疑人”的指责以及基于“既定事实”的假想，如此“借题发挥”，实则是在表达着一种普遍情绪。其实，完全可以换个视角看，无论是曾经的朱令案，还是今日的黄洋案，说到头就是刑事案件，案件的真相，也只有司法机关有能力、有权力查得出。值得注意的是，当年朱令案一开始也是舆论跟随着警方的调调，起初的“最大嫌疑人”最终被警方宣布因为没有证据支持而解除嫌疑。殷鉴不远，不可不察。换言之，朱令案，其实早已告诉公众应关注什么？什么更值得关注？——质疑是公民权利不假，但也常常质疑错了对象，“嫌疑人”反而阴差阳错地成了被质疑的靶子和稻草人，相形之下，真正质疑权却拱手相让。就如黄洋案，现在一股脑基于“同室操戈”的逻辑无限延展，却少有人紧盯并推敲这一结论本身是否理性，是否确凿无疑。对黄洋案而言，只有不放弃对于警方调查中可能的懈怠乃至犯错的警惕，并不断地持续追问，真相才有可能大白，个案正义方可以彰显。（杨鹏）

编辑：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