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允许挪用的社保基金被拿去投资，导致亏损308万无法收回；本该追究责任的公务人员逍遥法外，却有人伪造判决书对“窟窿”资金进行“依法核销”。这是发生在广东东源县的荒唐事。经举报，经手伪造判决书的县法院副院长刘伟华已被立案侦查。而刘伟华表示，他是在上级领导的要求授意下做的。（4月17日新华网）

　　伪造判决书：警惕裁量权的“木偶化”

　　■ 佘宗明

　　可以说，这是场多人联手演绎的“官场现形记”：在拉开违规序幕后，当地多位官员俨然陷入“叠补丁困境”——想填补漏洞，却开错方子，结果洞没补上，反而衍生更多的问题，最终形成恶性的腐败链条。

　　社保基金，牵涉到百姓的养老等民生问题，随意挪用，则会造成资源错置。在1993年劳动部发布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规定》中，明文规定：社保基金不得用来经办放款业务，也不得为各经济活动作担保。就算为保值增值，其路径也仅限于买国库券及国家银行发行的债券。而将基金借给与政府“沾亲带故”的企业或机构，更难逃利益输送的嫌疑。

　　在法规明令禁止的前提下，仍顶风作案，责任人应被问责。2001年广东省政府曾要求，2002年底前完成清收工作，可当地到2010年都未“达标”。在“窟窿”资金亟待补缺的语境下，涉事的领导竟企图瞒天过海，在核销贷款的程序上做手脚——当然，明目张胆地僭越，未免被揪住把柄；摆出遵循法律程序的姿态，很有必要。

　　核销贷款，找出“超过诉讼时效”“无法收回款项”的堂皇理由，还得走司法程序。而当地法院副院长刘伟华的枉法裁断，起到顺水推舟之用。置司法裁断缜密性、公允性于不顾，私自伪造判决书，亵渎了公共职责与法治精神，也架空了司法基于独立性的尊严。

　　刘伟华辩称，伪造判决书是“领导指示”。这话固有责任推诿的成分，却未尝不是事实：某种程度上，他只是个“执行者”和“替罪羊”。尽管渎职无法被豁免，可鞭子不能只打在他一人身上——某些领导的“强势干预”，何尝不是对司法尊严的践踏？而今，刘伟华已被立案侦查。但应看到，他处在权力末梢，要溯源式究责，还须对责任链上的每个人都加以问责。伪造判决书违法，挪用社保基金、唆使伪造公文，同样要担责。

　　司法裁量，是社会的“正义底座”，而不应是个人手中的“扯线木偶”。若个人权杖凌驾于司法之上，司法也必然失去“公平基底”的壁垒作用。而“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也应指向对权力脱缰的制衡，让司法无需“摧眉折腰事权贵”，而是源源不断地“批发”刚直与正义。

　　解读“伪造判决书”后的县域生态

　　■ 王聃

　　新华社以“法官枉法”还是“团伙作案”的标题报道了广东省东源县伪造判决书事件。是“法官枉法”还是“团伙作案”，答案其实已一目了然。它不仅是少数法官的职业沉沦，也是一地之官员在面对“管理黑洞”时的“齐心协力”，与此同时，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是该案背后的县域生态。

　　无论是对社保基金的随意支配，还是伪造判决书行为能够大行其道，它们所对应的，其实都不过是奉行某些“暗规则”的心照不宣。换而言之，经由东源县伪造判决书事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溃败的县域生态：在东源县的县级区域内，一些基本行政准则与法规的执行界限已非常模糊，在可能利益的驱动下，当地一些官员并不惮于去违纪违法，为了消除“现实的麻烦”，上级领导的一个暗示，甚至可能催生出下级司法部门的“为所欲为”之举来。它本质上指向的仍是司空见惯的病灶：那就是对县级行政权力的监督虚置。虽然纸面约束一直都“强硬”地存在，但拘于种种现实缘由，县级行政权力总是容易陷入“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的怪圈。这是一切相关荒唐行为产生的根源，也是必须被重视的“基层软政权化”。“软政权”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缪尔达尔提出的观点，即一些地方政府普遍缺乏对法规和政令的敬畏，并且常根据私利来决定执行或不执行法规和政令——以此对比，东源县未尝不是正在呈现出“软政权化”的某种趋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源县伪造判决书事件像极了一个复杂的县域行政标本，它值得深入剖析。呼吁彻底的调查，以还原对社保基金管理的秩序与日常司法的敬畏感，这或许并不太难，但如果不能通过制度转身的方式，真正让曾被象征性监督的基层官员切实接受内外部的监督，那么，健康正常基层生态依旧难以建立；那么，下一个东源仍会出现，伪造判决式的荒唐仍会是不可遏止的溃败。

编辑：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