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晚上，张青曾经和另一个男孩商量，要不要就这样憋屈地离开长葛。他甚至想过不计任何代价，把那些欺负过他们的人全部撂倒，“弄个鱼死网破”。

　　10月8日中午12时，在旅店老板的催促下，蒋红等一行10人收拾行李离开了。其中7名陕西人，一名山西人，还有两个云南人。他们一起坐长途汽车到郑州火车站，然后分道扬镳。

　　两个云南女孩准备去四川打工，蒋红、张青等人准备先回西安。而田静准备去榆林，一位以前的同事正在那里打工，可以介绍她过去。

　　临行前，18岁的张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发誓，这个仇将来非报不可!”年轻的面孔上，有些被仇恨扭曲的表情。

　　这个18岁的小伙子，已经有三年多的打工经历。初中毕业，他就出来了，其实当时学习成绩还算可以，但家庭困难，“不想看着父母为学费发愁，所以只能无奈又悲壮地走上社会。”他说，以前的打工过程中，也遇到过受欺负的事，例如拖欠工资、被脾气不好的客人教训之类的，但大都忍气吞声了，因为出门打工，说到底就是想靠自己的劳动挣一碗饭吃，而不是争一口气。

　　但这一次蒋红的受辱，让他感觉忍无可忍。他简单地认为，既然挨打并报案了，警察就应该把打人者“抓起来”，这才能体现法律的威力，才能体现“恶有恶报”。而事实上，他们抗争了几天，打人者没负任何责任，而他们也只领到了屈辱的300元，即所谓的“精神安抚费”，而且还是“照顾弱势群体”。“好像还是我们在赖人。这还有天理吗?好像我们这顿打白挨了。”

　　而另一个让他愤懑的事情是，和他一块到长葛打工的于某，由于家里有事，先回了陕西。他们想替她把工资领出来，也遭到店方拒绝。店方要求于某自己领工资——为了几百块钱的工资，让于某从陕西跑一趟河南，显然不现实。而这就是这些背井离乡打工者有时候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环境。

　　10月7日晚上，张青曾经和另一个男孩商量，要不要就这样憋屈地离开长葛。他甚至想过不计任何代价，把那些欺负过他们的人全部撂倒，“弄个鱼死网破”。

　　虽然他们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但张青明显还是满腔怨恨。

　　回到西安后，蒋红和张青没在家呆几天，又踏上了打工之旅，他们又能怎么办呢?毕竟生活还得继续。

　　刚刚经历的一切——曾经的希望和后来的屈辱愤怒——并没有在他们年轻的心中彻底消失，只是暂时被生活的惯性掩埋了，谁也不知道未来他们还会遭遇什么，还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在心中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