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到莆田

　　并不是所有莆田童养媳都是“长乐子”、“闽侯子”，莆田还有许多叫不上什么“子”的童养媳，均是被人贩子从遥远的外省拐卖至莆田。

　　莆田北高镇后吴村的彭清兰被从贵州拐来时是1988年，年仅9岁。

　　彭清兰记得，那是小学二年级暑假的第三天，她同大婶的女儿一起去20公里外找在六枝上班的父亲。见到父亲的第二天，她们在路上闲逛时遇到一个抱着两岁左右男孩的中年妇女，操着当地口音。听闻两个女孩要去找爸爸，中年妇女便称去的是同个地方，可以带她们同往。连哄带骗之下，中年妇女带着彭清兰姐妹坐车辗转到了贵阳，同一名男子会合。坐了汽车坐火车，周围的语言越来越陌生，彭清兰也不知道到了哪里。天气越来越热，中年妇女带两个女孩买了短袖上衣和新裤子。

　　彭清兰说：“那时并不是经常有新衣服穿，当时心里还挺高兴。”

　　彭清兰被卖到一户人家，因为成天哭闹着要回家，对方将她转卖给了现在的养父母。在新家，彭清兰有了新名字“吴玉琴”和新的3个姐姐、3个弟弟、1个妹妹—妹妹也是抱养的。

　　与彭清兰同村的童养媳肖光艳，也是7岁时被从贵州拐卖至此。她们俩经过《回家网》志愿者的帮助，最终找到了在贵州的家人。

　　今年4月，《回家网》志愿者对莆田童养媳家庭进行了调查，做出《中国福建莆田童养媳问题调查》报告。该报告做了不乐观的推算，认为莆田地区的童养媳人数在12万-60万之间。由于莆田2008年的在册人口只有300多万人，如此夸张的数据引起一片骇然。

　　今年4月，《回家网》第三次在莆田开展了帮助被拐(抱养)女的寻亲活动。在与上百名寻亲女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志愿者们发现：超过一半以上的寻亲者认为自己是从长乐抱养的，且都称被抱养时脐带未断或未满月。对此志愿者姚诚质疑：“媒婆说到底就是人贩子的一个组成部分，人口拐卖分拐、运、卖一条龙，媒婆的行为涉及犯罪，因此没有哪个媒婆承认自己带来的这个孩子是拐来的，都说成是抱养。”

　　据《莆田市志》记载，长乐历来是人口拐卖的一个重要中转站。1973-1975年从四川省流入长乐的妇女即有1020人，除了多数经介绍来此成婚，也有少数被人贩子拐骗而来。四川省有关地、县多次派工作组来长乐要求解救被拐卖的妇女。长乐政法机关协助工作组做好解救工作，并查处“人贩子”44人。从1979-1983年7月，福建省共判处拐卖人口罪犯181人。

　　同样据《莆田市志》介绍，1983年8月福建省开展“严打”斗争，将拐卖人口犯罪列为打击重点之一。累计至1995年底，12年里，福建共判处拐卖人口罪犯2245人。

　　彭清兰记得，她被拐骗前，父亲给她买了一瓶饮料。她没舍得喝，藏在父亲的柜子里。

　　22年后，彭清兰穿越1/4个中国大陆找到了贵州的父母，她也才知道，“爸妈那时一见到那瓶饮料就哭。”

　　嫁给“哥哥”

　　陈家抱养郭源英的初衷是将她许配给第三个儿子。郭源英听说隔壁村有个家庭生了5个儿子，抱养了5名女孩，其中4个后来成了儿媳妇。但郭源英从小就与三哥处得很差：“他经常不由分说地掴我耳光，把我的耳朵都掴青了。”

　　郭源英原本也没有上学的机会。“但邻居劝养母，‘你总得让孩子分得清男厕所女厕所呀。’”郭源英才得以像养母家的姐姐一样，上到了小学二年级。到了三年级，陈家说什么也不愿意继续供郭源英上学了。郭源英自己偷偷溜进了三年级的教室，在里面潜伏了一个星期直到被老师发现。郭源英以被老师赶出教室的“仪式”，告别了短暂的学校生涯。

　　与三哥依然不融洽的关系使他们的婚姻一再推迟，最后以三哥另娶告终，但养父母并未放手对郭源英婚姻的干涉。

　　一天，同样是童养媳的堂姐警告尚不懂男女之事的郭源英，养父母要将她嫁给一个离异的老头子。郭源英拒不从命，闹了一阵后也就不了了之。

　　郭源英18岁时，养父母没再采纳她的个人意愿，强制将她嫁给了一个大她10岁的男人。养父母从男方处得到了2.2万元的礼金。

　　“按我们当地习俗，当时礼金就8000元左右，父母也会给女儿价值几千元的陪嫁品，但我的养父母什么嫁妆都没给。”郭源英觉得她未从陈家得到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相反，陈家却把她“卖了”。

　　婚后，郭源英生了两个儿子，但夫妻间没有丝毫感情。4年前，郭源英带着儿子，将自己从婚姻的囚笼里释放了出来，至今未再婚。

　　王海乐则嫁给了养父母家的“二哥”。像郭源英一样，从她被抱养的那一刻起，这样的人生轨迹似乎已为她规划好。继王海乐之后，养父母又先后抱养了两个妹妹，因为家里变故，其中的一个抱养才几天又转给了别的家庭。留下的这位妹妹与王海乐一起替养母分担家务、上小学、升初中，但成年后她的轨迹没有再与王海乐重叠，而是外出打工、恋爱、成家。

　　1999年2月，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院刊《开放时代》执行主编、中山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吴重庆曾到莆田埭头镇孙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乡村“通婚地域”调查。他发现：“1982-1999年”与“1958-1982年”相比，童养媳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抱养童养媳原本为了降低婚姻成本，1982年之后，农民的收入逐年提高，可以承受正常的婚姻支出，加上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童养媳现象逐渐式微。由于男青年大多不愿与童养媳成婚，所以原先抱养的已到婚龄的童养媳只好嫁出。

　　林秀珠不希望她与养母的关系由养母养女转为婆媳，担心她们间的亲密和融洽关系会因此被改变。她多次向养母争取，并最终说服了她。林秀珠嫁到了附近的平海村，与王海乐比邻。

　　林秀珠是养母抱养的第二个女孩，第一个女孩已从姐姐变成了她的二嫂。二嫂曾经试图逃跑，然而，“养母那时很厉害，觉得不对劲，把二嫂追了回来。”林秀珠回忆。

　　童养媳的婚姻多数不幸福。进化心理学的韦斯特马克效应(Westermarck effect)认为，同一家族长大的儿童会发现彼此之间没有性吸引力，即使有强烈的社会压力强迫他们配对也一样。

　　2005年2月，莆田东海镇坪洋村发生了一起杀人案：村民朱世文用板凳打死了妻子朱秀美。这起刑事案件因朱秀美的“童养媳”身份而显得不同寻常。由此，莆田的“童养媳”群体备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