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打工的渝籍农民工黄庆红近日致信铁道部，诉苦自己的买票资格被网购剥夺，言辞中充满着无奈和心酸，引发了人们对铁路网购和春运回家难的持续关注。不过，看似一样的对网购的抱怨，细察之下，很多人还是与黄庆红们不同：非农民工群体更多指向在售票过程中出现的售票网络登录难、提交订单过慢、余票无法查询等技术性问题；而黄庆红们指向的则是自身购票资格被“技术”所剥夺。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事情。

　　由此想到两个问题需要我们关注：一是当管理者推出一些看似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政策或措施时，是否考虑过它们可能不利于或者损害其中某个弱势群体的权益？二是针对春运票难买问题，铁路部门的技术思路是否可行？

　　实名上车、网络购票等新措施，直接目的是为了杜绝黄牛党及内部职工倒票等顽疾，使买票过程公正和透明，同时节省了许多人去售票窗口排队买票的体力和时间。但这一新举措在提高全社会买票的效率和公正的同时，现在看来，也对像黄庆红这样的农民工群体确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导致他们回家的路或比过去更漫长。

　　因为尽管网络作为一种大众技术很普及，可对于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囿于时间和知识的限制，平时很少上网，即使上网也不熟悉网络购票流程，何况网购还要办理网上银行，加之网购本身太挤，因而可以预见，这项措施推出后，不会有很多农民工上网购票。虽说在此过程中，铁路部门也为农民工群体出台了许多“优惠”措施，如降低农民工团体购票门槛，不再限制车票数量和车次，留给农民工的票额也增加等，然而，在售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这些举措事实上对他们起不到多大作用。对农民工群体更方便的，其实还是原始的去窗口排队拼体力。尽管这看起来有些不“人道”，但确是最管用的。

　　因此，此举告诉我们，即使某项举措或政策整体有益于社会，也要防止它可能损害其中最弱势者的权益，并预先防范，或事后补偿，以尽可能减少损害。

　　另一方面，此事显示的铁道部用技术解决问题的意图和思路很明显。鉴于铁路的运能不是按春运配置的，尽管在春运期间，动用非常手段最大程度对铁路运能进行调配和挖潜，但显然难以满足人们出行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铁道部推出实名制、网购等措施，虽有必要，但并不能解决供需缺口。因为如前所述，实名制和网购充其量只能部分增加过去被黄牛党和铁路内部人士倒票所制造的供需差距，有利于买票的透明和公正，可并不会增加供给总量。

　　严格而言，实名制虽增加了黄牛党倒票的难度，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黄牛党，其原有的秘密购票渠道并未切断。另外，网购系统由于掌握在铁路部门手中，一旦端口出现封锁，外界无法购票，内部人士也可大量出票。这都说明，除非提高运能，否则，冀望于从技术角度解决春运买票难问题，并不现实。

　　鉴此，一些学者认为，只有从源头上逐步理顺目前缺口太大的供给关系和过于僵硬的定价体系，才是治本之策。铁路部门也曾倾向于如此看法，并在这几年高铁大跃进的情况下，乐观预计2012年将可消灭“一票难求”现象。现在看来，铁道部的这个“预测”注定落空。原因在于铁路运能不可能无限增加，大幅调整票价也有违铁路准公共品的属性。事实上，从近年情况看，相对于春节回家需求的增长，铁路的运能增加更快，但买票难依然如故甚至更难，可见，除“人为”因素外，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有从加快城市化、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着手。而在此之前，要想农民工顺利回家，只能是给他们一个拼体力的机会，这是他们最后的资本。

　　（邓聿文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