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东莞一家文具厂两名工人在4天之内次第跳楼身亡。关于死因，一名死者家人称，系因企业管理层“粗暴”管理，工人压力过大；另一名死者家人则说，死者与企业9年合同期满，补偿无望，才发生了轻生的事情。因为企业不愿正面回应，事实真相尚不清楚。据说，4天2命的残酷现实，已经打破了这家数千人企业的平静，几天之内因此事离开者已超过400人。（2月20日《东莞时报》）

　　远赴异地打工，生活当然不容易。家庭的负累、企业的压力，都可能让人心态失衡、情绪失控。不过，真要走到举身赴死、隔断与这个社会的最后一点牵系，却也并非那么简单。蝼蚁尚且偷生，更何况那些个在生活中打拼多年的打工者！他们一个接一个跳楼而死，其所搅动的，又岂止是企业那摊平静的死水。透过这些个体生命的人生惨剧，我们或可从中窥见某些发人深省的东西。

　　两名打工者的死去，与眼下400多人的离去，从本质上讲，多有一致之处，那就是都在逃离。逃离什么？我想，不会是因为频频死人而产生的“不吉利”想象，而是那个使人感到压抑甚至情绪随时可能失控的环境。这些打工者共同面对的环境，确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员工劳动强度与薪酬是否匹配？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护？不良情绪有无疏导途径？而管理层方式是不是简单粗暴……

　　这些问题的存在，当然不足以让人去赴死，但却可能引发众多员工郁积已久的不平情绪，从而促使人下决心逃离，选择“用脚投票”。至于今后的情况如何，那根本不是几个打工者所能主宰掌控设想的。可以说，贯穿着这些打工者所有行为后面的一条主线，即是浓浓的无力感、无奈感。仓惶逃离的背后，是打工者无根的飘摇、对未来路径的不确定乃至不知何时又会发生的大逃离。

　　从理性出发，没有人会赞成东莞那两名打工者的极端行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应该得到“同情之理解”，更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轻率地认定这些打工者过于“偏激”。如果地方政府和企业界不从根本上营造一个良性的、弹性的工作环境，不去真正尊重、关怀、善待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则类似的惨剧不会是最后一起，而企业也不会总是能够葆有所谓的平静。

　　时下，很多地方、企业的缺工现象愈演愈烈，这其中，薪酬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也不排除那些工厂对于劳工权益毫无遮掩的漠视。惟愿经由这样年复一年的劳资博弈，以及监管部门的强力介入，会一点一点改善打工者的处境，并在这种看得见的改变中，能够让打工者一点点祛除“偏激”、放弃“极端”，心平气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