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从雷政富事件到纪检部门核实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遭举报情况，中央高调反腐，民间也现反腐举报热潮。与此同时，1月30日和31日《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了两篇评论文章，《反腐倡廉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惩治腐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两篇文章均署名“钟纪岩”，按照《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的署名习惯，这两篇关于反腐的论调应当来自中纪委。

　　但个体反腐与制度反腐，该如何遥相呼应相互推进？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是激情反腐，还是完善权力制度构建？在现存腐败面前，反腐之拳是该强硬“算账”赢取民心，还是适当宽恕以稳定官场？所有这些疑问，都指向我们今日关注的这个命题——中国式反腐该怎样走出两难困境。

　　>>网络反腐的成效与无奈

　　据重庆“不雅”视频第一爆料人朱瑞峰称，90%的爆料人来自官场内部，他们往往出于斗争的需要。而从目前曝光的不少腐败案件来看，“官场内斗+媒体报道+网民狂欢=贪官倒台”，似乎成为一条中国式反腐的“黄金定律”。

　　从近些年一系列的反腐案件可以看出，不论是根据网络爆料主动出击，还是因社会舆论压力而无奈查处，反腐机构都无疑要感谢网络，因为，“网络曝光——纪委介入——查实处理”，已成为反腐的必备链条。

　　网络独特的传播优势让普通人掌握了近似平等的话语权，简单的技术改变了传统反腐的艰难态势，频频扳倒贪官的战果让人们更为直接地体会到个体参与反腐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但网络举报开启的中国式反腐，也潜藏着许多无奈。

　　当下的网络反腐大多是靠个体的力量来推动。而在腐败的普遍性面前，个体力量的反腐无异于蚍蜉撼大树，面对贪腐这一政治肌体上的“毒瘤”，靠几个“卫士”显然不行，如何从个案式的反腐中跳脱出来，让稳态的制度发挥反腐核心效力，这是顶层设计亟待回应的命题。

　　>>面对腐败，社会容忍度越来越低

　　网络反腐能够呈现如此的热潮，除了技术带来的话语权革新外，更在于人们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难以容忍。而大家普遍的疑惑是，过去同样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腐败，为何没有像现在这样群情激愤？

　　这里面除了个体贪腐在数量上变得越来越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腐败向各个社会领域的蔓延。正如学者资中筠所言，“最可怕的是从小学就接受腐败教育：妈妈给老师送个礼，要不然对我不好。”

　　去年12月19日，中国社科院发布反腐倡廉蓝皮书——《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2》称，腐败主体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窝案串案较严重；腐败手段从显性向隐性扩展，曲线收钱、迂回敛财、花样翻新。同时，腐败者非法所得从短期向长期演变，既贪图消费享乐，又追逐资本占有，出现了金融腐败、资源腐败、期约腐败现象；腐败范围从经济政治司法领域浸染到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并出现了跨国境“外向型”腐败。

　　蓝皮书的问卷调查显示，不少人认为“社会不公是更大的腐败”。

　　根据美国兰德研究生院院长Robert Klitgaard给出的一个著名公式：腐败＝垄断＋自由裁量权－责任。从这个公式里看到，人们之所以对腐败义愤填膺，主要是政府权力过大，滋生了太多寻租空间，也因此导致腐败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进行剥削，更在权力分配上歧视。最为直接的体现是遍地都是社会不公。

　　由此看，近些年来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在逐渐减小，借用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便是，腐败从过去的创造价值走向了现在的毁灭价值。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很大程度上是民间为了从政府官员手里赎买权利而发生腐败。通过这种赎买，民间社会能够拥有一些资源，以此创造出价值。但是现在，这种制度“红利”已消失殆尽，而官员滥用公权的现象则无处不在。这种滥权，将那些原本已经释放到民间的权利，重新被公权纳入腐败的空间当中，以违法的方式进行财富的再分配。

　　而这就进而导致，民间的财富、权利不仅被约束，更是被挤压。而当下各种腐败，多属于体制性腐败，这种腐败不仅存在于体制内的圈子，更涉足到整个社会，蔓延在社会的角角落落，直接践踏着社会的基本底线。

　　底线失守、道德沦丧、潜规则横行其道，导致社会的溃坝与人心的颓败，这已经超越腐败本身带来的社会隐忧。在这样的社会情绪中，人人对腐败表现出憎恨，社会产生腐败越反越多的心理现象也就是一种自然表现了。

　　>>“激情反腐”背后的人治危险

　　也正因当下社会普遍对腐败的憎恨情绪，那些“秒杀式”的激情反腐，颇得民心。对腐败的痛恨是基于人们对破坏公平的反抗，反腐更是人们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意见表达。但现在，社会公众的清官情结依旧浓厚，总是将反腐寄希望于铁腕的高层官员。于是，反腐越“激情”，越能满足大众的反腐心理。知名学者左春和借用托克维尔的一句话来阐述大众的反腐心理——“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中国当下的大众反腐心理便是这样，与其说他们痛恨腐败，不如说他们只是在激情运动中消费复仇式的快感。

　　在“激情反腐”的背后，人们只看到贪腐事件本身，人们只满足于贪腐官员是否能够迅速落马，但很少去考虑贪腐背后的权力模式和形成机理，以及“激情反腐”中缺失的法治和程序正义。这导致此前很多运动式反腐中政治权力对民意的挪用，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反思。

　　左春和在分析反腐时称，这种运动式的“激情反腐”不仅不能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还会让社会承担更大的代价。理由为：一是满足大众消费快感心理的反腐，使人们深陷在清官与贪官的二元对立的迷幻中，影响了真正的反腐目标；二是缺乏法治和程序正义的反腐，还会给更大的权力寻租创造空间，使普通的贪腐转移为人事腐败，加固权力的垄断；三是容易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利器，反腐成为排除异己的最佳方式；四是“激情反腐”淡化了法律与制度的根本地位，导致公民对法律特别是司法程序的不信任，从而贬抑法律和制度建设。事实也的确如此。本来，社会公众的反腐诉求是遏制腐败、改造政治结构和权力模式。但不去改变腐败存在的机理和权力逻辑的反腐，尽管能够以快感赢得民心，可始终脱不了人治的逻辑。不仅如此，这种满足大众心理，尤其是社会底层民众对权力希望的“激情反腐”，在人治的逻辑中本身具有很大的危险，尤其是极左思潮沉渣泛起的当下，这种危险甚至比腐败本身更严重。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重庆。在薄王时期，重庆以运动式的唱红打黑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也以打造清廉政府和清平社会向人们承诺，但那些曾经力主反腐倡廉的官员，如今成为最大的腐败分子。我们看到纵然当下在网络爆料下的激情反腐，还能赢得很多人的赞赏和民心支持，但没有改变权力生态的“激情反腐”，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同样也不会带来政治文明社会所需的理性与秩序。在当下，中国的反腐还需要寻求一种有效的制度之路。

　　>>反腐如何走出两难困境

　　在当下的制度安排中，纪委是重要的反腐执行者。而社会监督被寄希望于提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最近热议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尽管被称之为反腐利器，但实际上它的功效只能是预防腐败，而不是反腐。因为从社会对腐败官员“一曝一个准”的现实考虑，一旦利用财产公开来反腐，那将意味着绝大多数官员朝不保夕，真就像有些官员担心的那样引发社会不稳。

　　制度反腐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这个问题直接让反腐步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如果对过去的腐败不进行了断，反腐不可能成功，社会公众也不答应；如果措施过于强硬，清算所有的腐败，那么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裸官和外逃官员会如潮水般涌现，向境外转移资产的情况也会更加严重。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我们如何走出这个两难选择？

　　经济学家张维迎从理性宽恕的角度提出，反腐以十八大为界，之前的腐败可以既往不咎，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账旧账一起算——这是为党的存亡考虑的特赦腐败，目的是为了让官员不在反腐的威慑下消极怠工，政府保持效率。

　　而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以及学者吴思则认为，以特赦来化解“腐败呆账”，以赦免权贵与官员腐败之罪来赎买政改，卸下中国官员群体的腐败包袱。甚至，为了更好地实行这些制度，可以考虑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尽管以上两种论调难过民意关，但制度反腐的确需要顶层设计。而所有的顶层设计中，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制度反腐的治本之策。

　　因为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会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体制和法治体系，现代政治转型之后的权力结构也会发生本质性变化，会铲除滋生腐败的制度性土壤。全面的政治改革，一定是开放社会、落实公民权利的过程，也唯有公民权利才可有效制约权力的肆意，从而在源头上遏制腐败，降低腐败的机会，提升发现腐败的概率。全面的政治改革，一定会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如此权力结构下的一套反腐制度措施，再也不会是像现在这样依靠执行者的道德“慎独”和民意倒逼反腐了。

　　也因此，反腐如何走出两难困境，制度反腐的难与易，皆在我们是否有真正的勇气和智慧，对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路径做出顶层设计，与传统的权力模式和反腐思维进行剥离来做个了断。

　　舍此，中国的反腐将无法步入正常的轨道，一切只能归于纸上谈兵。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