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之后，那承载着记忆与灵魂的原乡，污染惨状无不牵动着每一个人。据新华网报道，专家称全国90%的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污染，60%污染严重。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基本清洁的地下水只有3%。

　　与此同时，中科院近日公布了“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组的最新研究结果。研究称，京津冀雾霾中检测出大量烃类及含氮有机颗粒物，与洛杉矶上世纪光化学烟雾主要成分相同。而洛杉矶烟雾事件共有800余人丧生。机动车排放和燃煤是污染主要原因。

　　环境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政府讲政绩，企业求利润，在GDP发展思维异化下，两者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政治经济一体化开发机制”。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资本不断扩大再生产，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无节制无处理地排放到环境中，导致环境恶化的代价转嫁给民众。而当污染严重的企业作为当地支柱产业和纳税大户时，环境保护也就被异化成了“污染保护”。

　　这是经济至上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与困局：贫困-发展-资源需求-环境崩溃。但同时也要看到，经济依赖于社会制度，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形态。所以，环境问题在本质上更是一个制度性问题。我们看到，在具体的环境行为中，有异化的制度性的地方保护。而在环境政策决策过程中，制定和实施往往都遵循自上而下的模式，从而决策者假定了普通民众无决策能力和知识背景，忽略了当地居民的生存智慧和实际需求。也因此，普通民众也被排斥在政府行为之外，缺乏必要的话语权，只能被动地作为环境政策的执行者。

　　这种制度性安排和行为惯式导致在环境非正义中，普通民众始终作为弱势群体，而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作为强势群体，不仅将环境污染的恶果转嫁给弱势群体，更是无视弱者生存权与生命权，甚至丑化在无序而过度经济竞争中的弱者或失利者。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环境权益分配与责任承担方面，始终呈现着不平等关系。

　　当前社会所遭遇的环境问题，既不是观念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所承载的话题也远非环保议题所能带动，更非环保力量能改变的，而是要改变造成制度性环境非正义中的权力结构。

　　而要改变这种制度性造成的环境非正义现状，改变环境问题背后的权力结构，就亟须来一场环境正义运动。通过合法有效的环境行动与抗争，自下而上集结的正义力量，不仅抗议环境恶化的现状和治理监管的懈怠，更在追求环境正义的过程中，遏制资本与权力结合对环境的继续破坏，重塑环境主体的正义品格——这包括，促使政府公正履行环境的监管职责，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改变权力结构，增加弱势民众的话语权，民众参与环境政策的决策与实施以及环境诉求，保障环境制度的正义。

　　通过环境正义运动的诉求，让人们不分地区、不分身份、不论贫富权贵，都能公平地享有环境收益和环境资源的权利，以及安全健康的生存权利，也都能公平地承担环境风险与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也都在环境行为中尊重每类主体的尊严与价值，维护基本的生存权与生命权。

　　要竭泽而渔，还是舍弃眼前经济利益来涵养山川？在发展无法忽略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要走一条救赎的道路。正如有人所说，山川之危，无异于国家民族之危，生存的环境，已将人们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编辑：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