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也理解，弃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信任。“仅仅是一个网站，陌生人凭什么相信你说的孩子确有其人呢？怎么保证你不是个骗子？”也正因此，网站建立10年，3000多人的资助规模实际上只是王搏援助计划中很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资助者都是在摄影展上确认资助协议的，因为可以当面咨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现场解决，成功率要高得多。”而那些生动的照片配以详细的说明，足以震撼在场的每个观众。从1998至2010年，王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举了行70多次个人摄影展，帮助1.7万多名西部贫困儿童和代课教师找到了资助者。但是没有人知道，为了找办展场地他吃了多少苦，更不用说，他花光积蓄后又欠下的十几万元债务。“还了大部分，还有4万元，平均一场的经费是5000元左右，你算算花了多少钱。”对王搏来说，摄影展是个不得已的手段，因为他是个农民，没有更好的办法。

　　王搏从不和村里人谈他的公益事业，因为感觉没有共同语言。“说了他们也不信，还会招来无谓的非议。”也曾有朋友问他是否因此赚了很多钱，在王搏带他亲自做过一回入户调查后，那位朋友就再也不肯去了。“他说没想到，我不仅没钱赚，还要给别人塞钱。”但是让王搏有点欣慰的是，自此以后，这位开磨面机的朋友说什么也不肯再收他家的加工费。

　　与村里其他人一样，他一家四口有7亩口粮地，除了菜园自给自足外，还种些柴胡这样的中药材，一年有几千元的收入。“我就是个农民。”王搏对本刊记者说。1970年他读小学时正是“文革”搞运动最厉害的时候，身为医生的儿子，他成了学校里被“专政”的对象。王搏受不了委屈，不想去上学了。“父亲劝我有机会就一定要去学校读书。”但是在读到初二时，他却不得不放弃学业。“父母都老了，干不了活，我和妹妹就不念了，下地干活、操持家务。”在家务农，也出去跑过销售，正是在24岁这年，王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现在这个“搏”字。“是我自己取的，当时没有具体目标，就想去闯出一番事业来。”“搏”字是他当年的心境，却没想到预言了之后人生的辛苦奔波。

　　王搏有商业头脑，1986年，他就买了一台二手相机在毗邻的麦积山风景区为游客拍照。“一张照片两块钱。”这笔财富的积累不仅能够养活家人，还足以让他后来承包下景区湖边的一大片区域，当个小老板，兼卖茶水。这个挣钱的营生也是他的兴趣。王搏只通过邮寄来的教材学习过摄影的函授课程，因此每年过了10月，景区进入淡季，他就会背着相机外出采风。

　　“我当时是喜欢拍风景的，但是那些孩子的脸让人忍不住举起相机，也没想到最后就开始拍纪实人像。”1988年，在甘肃会宁的村庄里，王搏把镜头对准了那些贫困失学的孩子，因为每个孩子都让他想起自己的童年。“我那时要砍柴卖钱，一背的柴火卖一毛多钱，两毛多钱换几斤粮食。攒一点口粮，就再去上学。”这种断断续续的学业最后也是戛然而止，所以1992年当一位有三个孩子的盲人父亲跪下，请求王搏帮他养一个孩子时，王搏向他承诺：“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会供你们的孩子上学。”

　　也是从这时开始，王搏突然发现了摄影的新意义。1992年，他拍了一组失学女童，5年以后获得了中国摄影协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中国少年报联合举办的“我要上学”大赛优秀奖。兴奋的他，拿上100元奖金赶去天水杨家山寻找照片的主人时，那女孩儿已经外出当了打工妹。当时“希望工程”已经开始，他看到了一张“大眼睛”照片引起的轰动和女孩苏明娟命运的改变。“我觉得这些照片拍了以后，可以拿给当地相关部门看，呼吁他们关注解决。”但是没想到，从县城到省城，王搏几次三番地跑，都没有人愿意出面帮助解决。而他自己则受到身份的质疑。“先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没有单位，一个农民，你不是多事吗？”王搏想不通，但是也不能放弃，因为他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去帮助那么多孩子。“如果自己有钱，我就去帮他们。”1996年，当他第17次去兰州时，还是没有找到可以一谈的人。钱花光了，他喝了一点酒，绝望地把带来的一包照片和资料一把火全烧了，泪水却止不住地流。

编辑：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