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记者获悉的神木地方政府向上汇报的内部资料显示，仅神木一县，“民间资本以炒矿形式外流的数额，保守估计也在200亿元以上”。

　　“这些海量投资中，真正属于自有资金的少得可怜，大多都是别人的。”李帮生介绍。

　　按照李帮生等多人的一致说法，陕北炒矿大军的主要成员，是从原来神府煤矿退股分离出来、手头已有一定闲置资金的投资人。温州游资最早深入山西炒矿，浙商、晋商等后来者越过黄河进入陕北炒矿。富裕后的陕北游资，也加入炒矿大军，一路向西，高歌猛进。

　　江浙等地商人在陕北买矿后，最先向远在东南沿海的乡党“扩股融资”，直接启发了陕北炒矿商人。

　　所谓扩股融资，是几年前陕北炒矿牵头人惯用的“暴富”手段，即买矿人假设原以两亿元从他人手中购得一煤矿经营权，却以4亿元“原始股本”(即谎称4亿元购买的煤矿)向社会公开融资。

　　在煤价暴涨，股权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很容易实现上述目标。更有甚者在煤矿升值后，直接“扩股”融资。比如以4亿元“原始股本”融资后的煤矿，几年后煤矿升值为8亿元，再以8亿元股权作价，对外公开融资。成功后，4亿元又成为股东们的纯利润收入。

　　“大股东分红后，统一口径不给下级吊股子的隐形股东如实分红，结果形成层层盘剥分红的现象。而不满层层盘剥分红的隐形股东或下级股民，退股后另起炉灶。将原来分红的盈利模式倒过来，借鉴传销模式，直接用‘金字塔’式对外向下融资。得手后直接加入买矿、炒矿大军，有的则直接用融资来骗钱。”李帮生分析说。

　　一边有需要资金的投资项目，另一边有大量渴求回报的游资。双方一拍即合，地下融资应运而生。

　　相关调查显示，榆林的民间借贷直接来源于鄂尔多斯的启发，到2010年、2011年、2012年形成规模。没有人能确切统计出当地民间借贷资金的规模。

　　榆林的民间借贷一般是传统的低吸高放，但也有离奇的做法。在当地一名乔姓商人“两桌饭”的故事就颇为流传。

　　第一桌是：小有积蓄的乔某回乡借操办婚礼，“回报”乡里乡邻。席间乔某将自己包装成依靠高官岳丈背景，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成功商人。除不收礼钱外，还大酬父老乡亲。席上酒酣耳热之际，乔某许诺可以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如不愿长期入股也可以直接以高利贷支付帮扶乡亲们。因家乡是开发区，村民手头资金宽裕，一场宴席下来，千万元的融资就进账了。

　　第二桌饭是：已经有了“第一桶金”的乔某，回到县城后租来办公地点，大肆装潢一番。然后请来同学朋友，声称暴富了要重谢朋友哥们儿。出手大方的乔某早已用上千万元的融资，买回10辆路虎豪车。同样是一桌丰盛的宴请。席间宣布10辆豪车可以让朋友同学“免费”借用。

　　没过几天，乔某在电话中向同学朋友声称，找到一个很好的煤矿投资项目。如果兄弟们愿意投就投；如无钱投资，可高息融资，融来千万元，豪车就兑费赠送，而且免费报销加油、维修费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久，上亿元资金进入了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