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成于“不学习”，败于“不学习”

　　虽然程度不同，但神木借贷风波自然让人联想起温州和鄂尔多斯。由于神木拥有诸多更过硬的因素，许多人在考虑：神木是否本可以安然度过？

　　人民银行神木分行行长刘向明说：神木与温州最大的不同是资金流向的不同，实体支撑的不同。温州的民间借贷资金大部分流向是炒房炒地炒资源，其实体支撑是平均利润率在5%—15%的批发零售业和制鞋制革业。而神木大部分流向了实体经济，而且这些实体经济在当时的平均利润率都高于15%。

　　与鄂尔多斯过半资金流入空中楼阁般的康巴什新城相比，神木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向明显好一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鄂尔多斯民间借贷风声鹤唳之时，神木看上去风景独好。

　　神木人缺乏常识和过于自信，使得最终没有免于风险。

　　其实金融机构较早已经预料到金融风险，并且加以防范。神木农商行董事长余清才说，2009年他们请了市场细分机构对神木的金融风险进行评估。专家们认为，神木的经济结构过于依赖煤，必将带来较大的产业风险和金融风险。从2009年开始，农商行将单笔信用贷款的额度不断降低：从2009年的300万，降到2010年的200万，再降到2011年的120万，2012年进一步降到100万。

　　占有神木各项存贷款40%以上的农商行是当地经济真正的“晴雨表”，可是参与借贷者没有人管这些。民间借贷最火爆的，反而正是2009年以后。

　　农业银行神木分行行长乔业军说：“大型商业银行都有专家团队，并有咨询业务。这几年到我们这咨询贷款的人很多，但是从来没有人咨询过宏观经济形势和理财产品。神木人不管宏观经济，也看不上银行理财产品的利润，只盲目相信神木的经济，相信这个‘聚宝盆’。”

　　为什么信天游式粗放经营资本的神木人，在宏观经济走低的背景下，依然相信高利润，敢于继续投入民间借贷？

　　“小额贷款公司，和没有注册的‘影子银行’大多是老板开的，这些老板普遍都有煤矿。矿在那放着呢，一个十几亿几十亿，还有什么担心的呢？”一位民间借贷的参与者说。

　　“这些老板基本上是靠‘灰胆大’突然暴富的，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他们不喜欢学习，凭感觉投资，神木民间借贷的‘主心骨’就是这批人”，神木县工商局局长武秀元说。

　　不懂宏观经济，不愿意学习经济常识，不懂法律，被认为是神木最终不能免于借贷风波冲击的重要原因。“十年来煤炭产业的‘井喷’中，暴富最多的是不懂经济的大老粗，可以说受益于不学习；这次借贷危机，也是不学习、不懂经济造成的”，余清才说。神木人总结说，这是成也“不学习”，败也“不学习”。 

　　4、长期的空白

　　神木借贷风波，也让人们开始追问：地方政府能不能管住民间借贷？

　　早在2010年，鉴于借贷案件上升了40%，神木法院进行了两次专题调研，并向榆林市银监局、政法委寄了《司法建议书》，提出民间借贷案件正在大幅上升，应防范民间借贷的金融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

　　而在此之前，神木县政府已经注意到了民间借贷问题的端倪。县金融办在这一年加大了防范金融风险的宣传，并联合工商局对一百多家担保公司进行整顿，最后担保公司只剩下两家。其余一百多家担保公司，注销了一批，提升转化了一批，部分担保公司整合转化为小额贷款公司。

　　许多神木人都记得2011年在广场上、LED屏上看到的警惕个人借贷风险、认识非法集资、防范金融诈骗的“那些话”，在当时显得那么遥远。当时鄂尔多斯借贷危机尚未爆发，非法集资、金融诈骗案例，都来自于遥远的外地。宣传进行了整整一年，有些宣传直接在小额贷款公司的LED屏幕上进行，有的横幅直接挂在小额贷款公司门口。“当时有的小额贷款公司有意见，觉得我们在针对他们。作为政府，我们只能宣传引导，我们已经尽力了。”金融办主任刘琦云说。

　　神木是少数设有金融办的县之一。在县级部门中，金融办是唯一对民间借贷有直接管理职能的部门。2009年成立的金融办，由于编制一直没有获批，至今还是临时机构，七名工作人员全部是临时借调。因为没有行政执法权力，金融办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对民间借贷进行直接干预。金融办能做的，是对全县22家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和对社会公众的宣传。

　　工商部门是否可以介入民间借贷？记者从神木县工商局了解到，小额贷款公司、民营担保公司的注册经过工商局，工商局可以管理其业务是否超范围经营，但对于没有经过注册的、纯粹是个人行为的民间借贷，工商局没有职能可以介入。

　　在县一级政府的机构设置中，没有一个部门和单位，对民间借贷真正有管理职能。对民间借贷的管控，长期是一片空白。

　　针对职能的空白，今年5月，神木县在陕西第一个成立了打击非法集资办公室，空白开始被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