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批制之变

　　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国家发改委，司职宏观调控，集“审批、核准、审核重大建设项目”的权力于一身，素来是行政审批的“重镇”。

　　1988年中央实施第一轮投资体制改革时，要求国家计委不再直接管理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经营性投资由国家计委切块给六大专业投资公司，由投资公司按计划安排生产，自主经营。由于各部委的强烈反对改革流产。

　　1994年，国务院同意撤销六大专业投资公司。政府投资再次回归政府部门管理。

　　2004年，国务院再度实施国家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国家对企业投资不再审批是这个改革的一大进步，但为了防止下放后造成的混乱，国家对重大的、限制类的固定资产投资实行了另一种更为简化的审批方式——核准，其余非重大、非限制类项目实行备案。

　　此后，凡企业不使用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的项目，政府原则上不再审批，而是针对少数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实行核准制。企业投资建设实行核准制的项目，仅须向政府提交“项目申请报告”，而无需报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开工报告。

　　在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方案中，国家发改委的改革目标为：要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集中精力抓好宏观调控。

　　2009年3月，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透露，事关发改委放权的《政府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目录》(下称《目录》)正在抓紧修订，政府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可能会减少一半左右。这样可以更好地落实企业投资决策自主权，增强企业投资的信心。

　　然而，由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出现，放权的节奏随之被打乱，随着部分无序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现象的出现，审批权曾被一度收紧。直至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使用的《目录》仍是2004年由国家发改委编制的版本。

　　不完全统计，2002年至2012年，国务院分六批共取消了1992个行政审批项目，调整了439个行政审批项目；涉及国家发改委的，共取消52个，调整14个。

　　2013年启动的机构改革，无疑是涉及项目最大，进步最大的一项。然而，这项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很多业内人捏一把汗。

　　国家发改委自身能否削权，也决定了改革能否真正实施。“以往各轮审批制度改革，发改委都在明里暗里提反对意见，这次却表态很坚决。”一位国家发改委内部人士认为，这与刘铁男的“典型案例”密切相关，“让大家认识到审批权过大，对部委对个人都不是好事。”

　　据了解，《目录》的修订继2009年后已然再启，该项工作正由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牵头进行，至于何时能出台尚无时间表。

　　作为介于市级政府与国家发改委之间的桥梁，贵州省发改委主任付京对《财经》记者表示，建议审批权适度下放，给省级发改委更大的自主权，“比如，国家发改委可以按省级规划的80%批，出了问题我负责。”

　　此外，国家发改委审批时应考虑邻近省际之间的资源组合，做好相关协调。有资源的地方应该多给项目，以充分利用资源；而资源紧缺的地方应发挥交通、人才、技术、市场优势。“比如贵州现在火电多，可以给广东；也可以与重庆合作，实现水电火电的冬夏互补。”付京感叹说，随着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对于简政放权、职能转变的重视，这些呼声正在变为现实。

　　对于投资审批类的项目，国家发改委已第一批取消、下放26项，第二批21项也正在下放中。他并不担心权力下放会导致失控，“市一级政府可能会乱上项目，但省级规划不会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