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在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的会见厅等他时，接待我们的使馆工作人员都会指着天花板，说：哦，你们可要问问他这个风筝。
这是一间中国气息浓郁的厅室。进门右手边的沙发组群上空，盘绕着一条长龙风筝。左手边墙上挂着孔子第73代孙的墨宝：龍。一台配着打印机的电脑，鼠标垫上是龙的图案。长条会议桌中间摆着一件瓷盘，盘子四围以及盘底，都画着龙。此外，中国画屏风、大如意摆件、竹简上书孙子兵法、雕“福”的盆植，如果算上书架上的五口人的全家福——大使夫人李蒙亦是华裔，中国元素充满整个空间。架子上甚至有“重庆”、“考古”字样的书籍。可，会议桌后，分列着美国星条国旗及大使的使节旗。
“中学为用，西学为体”的思路贯穿整个美国驻华大使馆。这组耗资4.34亿美元的建筑位于东三环，紫禁城东北方，在美国上百个海外使馆中，规模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在巴格达的外交建筑。五座西式建筑之间彼此分离，通过中式的庭院、竹林、荷塘、木桥相连接。建筑外围的黑色墙体被称为“龙墙”，作为保护屏障。中式的景观设计穿梭于建筑外部和围墙之间，是安全考量上的缓冲区。通过重重门岗、安检，进入使馆办公区，乘坐扶梯升降，可见持枪的大兵巡逻，严肃的氛围跟建筑整体的灰暗色调匹配。工作人员的格子间里，一张办公桌上堆叠着五颜六色的“愤怒的小鸟”公仔，跟大厅的一组多彩钢铁雕塑“郁金香”呼应。这组雕塑是杰夫·孔斯的作品，由使馆租借，用期10年，是使馆里最形欢乐的因子。
拐进大使会见厅前，经过三幅罗伯特·劳申伯的艺术作品，独特的织物和纸张拼贴画上，分别书写着汉字“个人”、“丹心”和“变”。
美国首位华裔驻华大使骆家辉，祖籍广东台山，会一点粤语，但普通话不行。他上了两年中文课，因为常把粤语和普通话搞混，老师很气，他考试也没通过。接受电视采访，被要求说几句中文，他都拒绝：“不不，除非我知道我说的绝对是对的，我绝对不会说的。”
除了外表，他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严谨的外交官，其奋斗历程也被视为实现“美国梦”的典范。他出使到这片祖先的土地，认为不会说普通话也有好处：“我不会说普通话的事实或许能提醒人们，我代表的是美国。”
2011年8月12日，空降到北京已是夜间，机场记者云集。在8716公里的飞行途中，他拿着优惠券、背着书包、牵着孩子，在机场星巴克买咖啡的照片已经通过社交媒体传遍中国。况且，他坐的还是经济舱。走下飞机的骆家辉全家，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并没有跟媒体透露到京的具体时间。
在中国民众的亲切、惊讶、喜爱和佩服、猜测与指责的复杂情感中，骆大使开始了故土之旅。
“我没有因为批评中国遇到过任何麻烦”
人物周刊：一年半前，接受CNN采访时，你说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你的首要任务，现在呢？
骆家辉：显然，为美国人创造更多工作机会还是高度重要，但从我来到北京第一天起，就还有许多同样重要的任务，比如，改革我们的签证申请流程，让中国民众去美国旅游和访问都更加容易。我刚到中国时是8月，夏天，对于在上海申请美签的人来说，要等上70天才能轮到面签，之前一年在北京，这个等待时间是100天以上。我上任一个月后，我们把等候时间缩短到5天，现在，你只要等上2-4天就能去面签。我们确实希望向更多中国人展现美国的伟大之处、展现我们优美的风景和令人激动的城市，同时促进双边贸易发展。
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增进两国的彼此理解，促进两国科学家、学生、政府官员的更多交流。每年，有20万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但只有1.5万美国学生来到中国，奥巴马总统非常希望在未来几年把这个数字提高到每年10万人。我相信，随着我们更加了解对方，随着我们会讲对方语言的人越来越多，随着我们更频繁地彼此造访，我们会更有能力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这不仅仅会帮助中美两国，还会帮助到全世界。让我们一起攻克癌症，一起解决气候问题，让我们终结世界上的各种战乱、饥荒、恐怖主义，这个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携手解决，作为大使，我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让中美走得更近。我希望让更多的中国人更好地了解美国，了解我们的价值、传统、文化和理想。
人物周刊：驻华大使这一角色所能发挥的作用，不仅取决于个人，也取决于中美关系及中国政治发展、改革的大气候，您觉得中美关系现状该如何定义？我们到了哪一步？
骆家辉：我认为两国关系很牢固。如果和41年前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时相比，和三十余年前卡特总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相比，我们的关系更加牢固、更加紧密结合，更加复杂。你知道，当兄弟姐妹只有五六岁时，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的，当他们长到35岁或者40岁，他们的关系会更加牢固，但也会更加复杂。公司之间也是如此。
我认为中美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固，特别是在两国元首几周前在加州会晤以后。这不仅仅是一个小时的会见，而是超过两天的接触。他们还有一个私下的散步交谈。因为这些会面，我想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牢固的工作与私人关系，这会帮助那些制定政策的高官，让他们保持这种关系。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有共识，有伙伴关系，有良好的对话，我们在一些领域意见不同，这很正常，美国和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都会有不同意见，这都很正常。我们需要继续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最小化分歧，并处理好我们的差异。
人物周刊：你认为中国改革到了哪个阶段？
骆家辉：自邓小平以来，中国的改革在过去几十年已经有了巨大进展。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国家的繁荣，你也能看到它面临的各种挑战。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来到城市，而贫富分化则在加剧。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这些，他们知道需要改变。我想关键在于继续开放的政策，特别是在金融服务领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都需要继续依赖出口，而中国领导人希望扩大内需，降低对出口的依赖，以平衡经济。要做到这种转变，最重要的就是鼓励中国民众使用更多的金融服务产品，美国的公司正可以在这一点上帮助中国，提供各种产品与服务，比如养老计划、保险、信用产品和投资机会。中国人不必都把钱存在银行里，或者藏在地毯下以防万一。如果中国人更敢花钱，那么内需的增加会为中国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也会进一步刺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都不对外资开放，或者有诸多限制，在中国经济的许多部门，外国公司控股不能超过49%，这很难吸引到欧美的投资，如果中国继续开放，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人物周刊：2012年1月，你回国述职时曾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批评中国自2008年以后言论自由和人权状况的倒退，说中国走在错误的方向上。你当时为何这么直率？
骆家辉：美国官员通常都非常直率，但是……我这么说吧，人权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之一，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核心之一，也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因为美国事实上就是在表达自由、宗教自由、鼓励争论这些价值基础上建国的，这些已经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我们也相信，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关注中国是否能够容忍不同见解、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有好处的，而且人权也是中国宪法所保障的。所以我们呼吁中国遵守自己宪法里的承诺，承认意见、宗教、种族、文化的多元性，这有助于中国继续融入现代世界。
人物周刊：为何选择那个时间批评中国？
骆家辉：我没有有意选择哪个时间，我是在那时被问起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回答了。
人物周刊：有一家电视台的评论员说，这可能是你外交经验的不足导致的失误。
骆家辉：不是。从总统到国务卿，美国官员都表达过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我们每年都和中国展开人权对话，所以（这种关切）并不是新鲜事，这是我们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
人物周刊：中国外交部当时回应说，有些人总是把中国少数人的观点当作主流意见，难道我们应该把占领华尔街的人的观点当成美国社会的主流声音吗？
骆家辉：我们从未说过这些观点代表全中国人民，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立场。但重要的是，认识到观点和意见的多元性。也许这些意见不为社会其他人接受，也许我们不同意这一小部分人的看法，但应该允许人们保留自己的看法并且有机会表达——谁知道呢，也许他们是对的。许多年以前，有一小部分人呼吁关注环境问题，但当时美国社会大多数人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可是现在，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非洲裔美国人的问题也是如此，四五十年前，他们在美国遭受许多歧视。一小部分人说这样不对，但大多数人并不关心这个问题。那一小部分人持续不断呼吁、抗议，最终让其他美国人意识到，歧视是不对的。在抗议越战期间，许多美国人倡导公民不服从，甚至鼓吹暴力，但即便我们声明暴力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也允许他们请律师，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我们也不会去惩罚那些律师。
人物周刊：还有一种说法，作为大使，更应该做的是协调工作，公开批评所在国会给你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骆家辉：任何外交官，包括我，作为大使，代表的是我国政府的观点。我代表和传达的是美国政府的观点与价值。同样，中国驻美大使代表的是中国政府的观点，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我虽在北京，代表的却是美国政府。我也没有（因为批评）遇到过任何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