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茂陵，向汉武帝致敬

　　跳过各种世俗的藩篱，重走丝路的开端选在茂陵，因为丝绸之路的整个历史都与这个地方的那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历史牢牢地记住丝绸之路的践行者张骞时，我们或者更应该将千秋的目光，放大到为这一文化品牌付出心血的全体有心人，尤其是它的品牌发起人。表面上看得见的东西之所以成为符号，正因为它深植万千祀的历史基础。

　　迈着坚实的脚步，我们徜徉在这“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夏曾佑)“攘夷辟境，崇演礼学，制度文章，冠于百王”(《风俗通义》)的世界，任凭沉默将我们引领向闳放的大汉时代，引领向决定最大行动的历史性剧场，透过深埋于此的这个“在诸项可能之中抉择了演变的方向”(许倬云)的帝王，勘验文化英雄的雄魄与志向。

　　刘彻是一个开新的帝王，他把中国历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他重要的创构，几成绵延不绝的事件史。他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确立儒学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为万世的中国开辟了最为持久的文化政策。他接受董仲舒的献策，采纳公孙弘的方案，于元朔五年(前124年)兴太学，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并开拓了中国学习型社会的特色。他确立察举制，在中国选官制度建设上卓有贡献，四方才俊之士，从此得以为国家、为民族效力。察举制改变了世官制传统，因此，史家以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前134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劳榦《汉代察举制度考》)。他颁布轮台诏，确立了“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的和平建设国策，司马光认为“此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乎!”(《资治通鉴》卷22)他做出了“最大胆的决策”(王子今)出击匈奴，改变了“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己，边境被害”(《汉书·武帝传》)，匈奴长期控制河西走廊，切断长安到西方的通路的处境。他开疆拓土的雄魄，锻造了事实上的和平外交，以及从“攻击”到“交流”的治国新道路，他用他的闳放赢得了千秋盛名，他使整个的中国迈出了最世界性的一大步。

　　“汉武好大喜功”(葛立方《韵语阳秋》)，汉武开新历史、雄才大略，汉武才情浩荡地开拓了“歌行”等新诗体的源头，但汉武却并非孤独的英雄。汉武的雄魄，得到了若干俊杰之士无私和智慧的配合。在那个需要英雄且能英雄辈出的年代，汉武帝“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中国历史上出现“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群星灿烂的文化景观。班固有云，“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公孙弘赞传》)。结果呢，“奉使则张骞、苏武”(班固)，乃至于在唐时代的诗歌文字中，“博望侯”成了英雄主义的文化象征，惹得虞羽客《结客少年场行》“寻源博望侯”，“长驱背陇头”……张说《将赴朔方军应制》“从来斯博望，许国不谋身”;在改变秦制的道路上，学者董仲舒系统论述，清理了“以吏为师”的流毒，改变了纯粹的“法”、“令”统治，使教化大行，使儒学成了统筹的力量;“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开辟了中国史学书写的体系，“不仅替皇帝写本纪，也替失败的英雄项羽写本纪;不仅替贵族写世家，也替叛乱的首领陈涉写世家;不仅替官僚写列传，也替秦汉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商人、地主以及社会的游浪之群如日者、游侠、滑稽写为列传。他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而生动的描写”(翦伯赞)，他倡导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了汉语史学写作的圭臬……

　　诸多的汉武时代的设计，都在历史的逻辑上开了花、发了芽，这不，太学的设立，就在后来形成了“诸生横巷”、“布于邦域”(《后汉书》)的盛况，并经由王咸举幡的转换，掀起了西汉的学生运动，引领了东汉的处士横议，开辟了国朝知识分子运动的新历史……

　　鲁迅曾“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未知针对汉代中国跨越了“中国”从而在世界的格局作何看法?未知针对汉代“我族”与“他族”之间的关系，作何等颇富气象的认知性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