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鸣”：“法门寺”，剧场风景的灿烂

　　接着“跃入”的是法门寺。

　　中午时分。炽热的阳光。素食午餐。仿佛螺旋式的装置，叫我们面对法门寺这佛家的圣地。文怀沙先生替这感受作过对联，“法、非法、非非法、舍非非法/门、无门、无无门、入无无门”，现在就镌刻在佛堂的两侧。

　　到法门寺感受什么?感受历史，感受荣耀?感受传说中的汉唐气度?感受“一种与其真相相去甚远的美化的想象”(周蕾)?感受“法门”——按照一般的解释，“法门”或者指向佛教修行者入道的门径，或者广阔地联系着一般意义的门径、方法?在真实地加入法门寺之前，如何感受法门寺，就是一个法门寺式的问题。“跳跃首次敞开了未曾被涉入过的广域和遮蔽……”经此，法门寺成为“向思敞开自身的方式”，以及对存在的坚硬基础的一次“闯-入”(波尔特)。“法门寺”始终是剧场，就如它深藏的佛之舍利子一样，我们需要将“千百年眼”，穿越地形的面貌，理清层层的累积，开放它深藏的气象与精神。

　　“法门寺”有历史，始建于东汉末年，发迹于北魏，起兴于隋，鼎盛于唐。“法门寺”有荣光，高祖李渊给了它颇具气象的法门寺之命名，法门寺开始扮演皇家寺庙的角色;唐代八位皇帝六迎佛指舍利，使之成其为万民瞩目的焦点;安放释迦牟尼佛指舍利，人世尊为佛教圣地。“法门寺”有规模，自贞观年间起，不断扩建和翻修，寺内殿堂楼阁与日俱增，宝塔扩张日趋宏丽，最终有了24个院落结构而成的大体制，寺内僧尼，由周魏时期的500人，猛力增加到了5000多人，当之无愧地成为“三辅”之地规模最为宏大的佛家寺院。

　　但“法门寺”的魅力绝非如此。“法门寺”让我们呼吸“宗教性”——“一切宗教性都包含着无私的奉献与执着的追求、屈从与反抗、感官的直接性与精神的抽象性的某种独特混合;这样便形成了一定的情感张力，一种特别真诚和稳定的内在关系，一种面向更高秩序的主体立场——主体同时也把秩序当成自身内在的东西。”(齐美尔)“法门寺”叫我们思考“宗教如何”的可能性。在“法门寺”，“深深掩埋的精神，不会被任何时间洪流冲走”(洪堡)，人类的创造性转化不仅带来了祥和，更抵御了素常心理的陈腐。

　　所有力量都出场了，所有的力量都对法门寺的出场并在场负责。

　　“法门寺”的兴盛得益于伟大的剧场。唐帝国统一中国(公元623)直到安史之乱(公元755)间，没有兵乱，没有外患，处在一个太平盛世之中，是战国之后“中国第二次惊异的时代”(林庚)，遂有了“一个富裕的，繁华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胡适);有了“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范文澜)的唐代文明。它有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唐长安城，那里生活着数万的人口;它的交通，“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州、凉州，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杜佑《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条)。它拥有1643所驿站，内陆驿1297所，小驿260所，水陆兼营者86所，借着这个网络，任何信息沟通都不是不可能的;它拥有开明专制的制度保证，例如唐相权分三省，所以中书尚书门下，民主公开有所依托;它依赖科举的制度，广开才路，让知识者的成分与空间有所增大;它的社会繁荣，故而市民文化开出繁盛的果实;它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多的诗坛奇才，结合一个人文的时代，他们贡献了优美的艺术与文学;它的印刷生产也惊人地发展;它让地方权力得着一定的发展，所以，各地进奏院可考的就有53家。太宗及若干的皇帝，又都是热爱人文的帝王，有着建设盛世的“中国梦”，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发展繁荣的梦想，追求着全面的解放。在这样健康的“黄金时代”(林庚)，各种宗教、经学、文学、美术、传播，都得着自由生态的支持。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经丝绸之路传入长安，时称“景教”，太宗下令准许传教，638年，长安的空间里出现了景教寺;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使节到了中国，伊斯兰教进入天朝，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长安有了清真寺……在这样兼听的时代里，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印度佛教(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亦即元前2年，月氏使者伊存在长安向西汉博士景卢口授浮图经)，在得到除了武宗李炎以外20多位皇帝的支持后，开始在长安飞快地传播发展起来。

　　“法门寺”的兴盛得益于佛教的中国化。佛教传入中国最初的日子里，并未占得思想场域里的优势。在历史的剧场里，“汉代看佛学不过是96种道术之一;佛学当时所以能够流行，正因为它的性质近于道术。到了魏晋，佛学则倚傍着玄学传播流行;虽则它给了玄学不少的影响，可是它在当时能够存在是靠着玄学，它不过是玄学的附庸。迨至隋唐，佛教已不必借着皇帝和士大夫的提倡，便能够继续流行;佛教的组织，自己成为一个体系”(汤用彤)。其中奥秘，与佛教的本土化转移多有关系。在变与不变、经与权的辩证调适中，佛教文化因应语境，与日成长，历万祀而永光矣!

　　感谢前秦的符坚派吕光“请”来了鸠摩罗什，正因为这位西域高僧在长安翻译的35部佛典，大乘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长安成为中国佛教由小乘为主向大乘佛教转移的策动地。玄奘、义净、不空的努力，加强了佛教的事业，长安被誉为佛典翻译事业的称首之区，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大荐福寺成为有唐三大译经工场，佛教知识化的进程再续前缘，更进一步;隋唐时期，佛教形态多样，学派林立，佛教8宗势力，长安拥有6宗(三阶教、三论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密宗、律宗)，俨然高密度的佛教文化生产场域;“长安佛教史相当于半部佛教史”，绝非妄言!

　　在这样的语境里，佛教的本土化转身与日俱增。以佛教艺术为例，早年的题材保留了印度佛教叙述的特点，割肉贸鸽、舍身饲虎、五百强盗剜目仍是主要构成。因应形势，到了后来，“代之而起的是各种‘净土变’，即各种幻想出来的‘极乐世界’的佛国景象：‘彼佛土……琉璃为地，金绳界道，城阙宫阁，轩窗罗网，皆七宝成。’于是在壁画中，举目便是金楼玉宇，仙山琼阁，满堂丝竹，尽日笙箫;佛坐莲花中央，环绕着圣众;座前乐队，钟鼓齐鸣;座后彩云缭绕，飞天散花;地下是异草奇花，花团锦簇。这里没有流血牺牲，没有山林荒野，没有老虎野鹿。有的是华贵绚烂的色调，圆润流利的线条，丰满柔和的构图，闹热欢乐的氛围。衣襟飘动的舞蹈代替了动作强烈的运动美，丰满圆润的女史代替了瘦削超脱的士夫，绚烂华丽代替了粗犷狂放。马也由瘦劲而丰肥，飞天也由男而女……整个场景、气氛、旋律、情调，连服饰衣装也完全不同于上一时期了。如果说，北魏的壁画是对悲惨现实和苦痛牺牲的描述来求得心灵的喘息和精神的安慰，那么，在隋唐则刚好相反，是以对欢乐和幸福的幻想来取得心灵的满足和神的恩宠”(李泽厚《美的历程》)。世俗化的建构，给了佛教扎根中华的便利，佛教迅速地成为武装中国意识形态的利器。

　　在万千的气象里，“天下”入了李唐的“彀”，佛教成为“同意统治”的新盟友。“佛教各首领出入宫廷，它的外地上层也被赞为‘利根事佛，余力通儒，举君臣父子之义，教尔青襟……遂使悍戾者好空恶杀，义勇者殉国忘家，稗助至多’(《杜樊川集·敦煌郡僧正慧宛除临坛大德制》)。已非常符合儒家的要求了。”“在艺术上，唐代佛教雕塑中，温柔敦厚关心世事的神情笑貌和君君臣臣各有职守的统治秩序，充分表现了宗教与儒家的彻底的同化合流。于是，既有执行镇压职能、凶猛吓人连筋肉也突出的天王、力士，也有执行欺骗职能、异常和蔼可亲的菩萨、观音，最后是那端居中央、雍容大度、无为而无不为的本尊佛相……”(李泽厚《美的历程》)

　　在“千百年眼”的视域里，“法门寺”早已转身成了制度化的、业已实现中国性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