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奇光之往”，周原原来是故乡

　　从长安进入河西走廊常规路线中，南线，经天水、临洮、临夏、永靖，在永靖县渡黄河，进入青海，沿大通河西北行，穿越祁连山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中线，从长安出发，经天水、临洮、兰州、武威，然后向前;北线，出长安，沿泾河，朝西北方向行，经彬县、平凉，越六盘山，过固原，在靖远县的红山峡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天水原本很重要，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史家认为均经过天水。著名的玄奘法师，也是出长安，“过秦州，停一宿”(《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天水有著名的麦积山石窟，刘开渠说，“敦煌如果是一个历代壁画的大画馆，麦积山则是我国历代的一个大雕塑馆”。有意思的是，麦积山的开凿，根据专门家推断，不晚于敦煌莫高窟的4世纪。

　　宝鸡不在行动计划之列，宝鸡只是休憩的旅店。宝鸡的那一晚上，前半夜，与王卓海阔天空，无话不谈;后半夜，竟然被声声不绝的汽车噪声搅扰得无法入眠。

　　但这严重地影响了此后两三天状况的失眠，却让我有了宝贵的周原遐想。宝鸡是周秦文化的滥觞地，到了宝鸡，我们始知“周原是故乡”。在这块抉择历史行动方向的大地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感到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宝鸡读《周礼》这样的著作。

　　“扶风、岐山历史上称为周原，是周人弃豳迁岐后的活动中心，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周原朊朊，堇荼如饴。’岐山、扶风一带的姜嫄庙、公刘庙、三王庙、周公庙等遗址均反映出周礼的出现确与此地历史风俗有密切关系。岐山县京当乡有西周墓葬区、宗庙建筑区，扶风县有居住区、制骨、制陶作坊;在历史上周原便以大量出土青铜器而享有‘青铜器之乡’的美称，汉宣帝时这里出土了有尸臣鼎，此后出土的堪称国宝的重器有大盂鼎、毛公鼎、大克鼎、禹鼎，还有史墙盘……”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建构，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大行动。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诚哉斯言。在客观的事实上，“周人灭商后，周公制礼作乐开启周代文化之盛。所谓礼乐教化，就是礼主外以导其志，乐主内以和其性。‘周崇文德’的精神内涵，后经儒家的大力提倡成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周公分封诸侯，周文化走向全国，伯禽封于鲁，周文化东渐到鲁国。过去，作为中华文化共性的鲁文化及其代表人物孔子，考究起来，他仍是流，不是源……先秦诸子的学问也是在周代礼乐文明的基础上，有破有立，革故鼎新创造的”(文怀沙《宝学悬解》)。

　　就文化中国形成、花果开出，乃至于东亚文明的建构而言，西周政体、西周文化显然拥有这种最初聚集、最初陈述的开端性建构意义，专门家评曰，是“贡献给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有关建立政府和管理国家的最早经验之一”。晚近的结论索性是，“周人可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政府形式和一个新的政治文化;这个文化存在于随后几个世纪中国历史中”(李峰)。

　　周人强调人世对天命的自觉与担承。“西周一开始就提出‘天命’作为其征服天下的合法理由。‘天命’是具有道德意味的普世诉求。在《尚书》‘金滕篇’就有过一次辩论：究竟‘天命’降于周王还是降于周人?最后，他们的结论是降于周王。如果当时的结论是降于周人，周人将是与古代犹太人一样，自认为是选民。那么周的统治将没有办法收纳融合其他的族群。犹太人凭此自我期许，历尽艰难而挺了几千年，但也因此自外于世界，不能与人和平相处。反之，西周和姜姓、殷遗民，及其他外姓的通婚与合作，其兼容并蓄的宽大心胸，遂逐渐熔铸各族于华夏，在天地之间，开创了一个广土众民的中华文化圈。”(李峰)

　　周人有了福泽后世的总体性设计。在那部刘歆认定记述“周公之太平之迹”的《周礼》中，周人文化的总体性构想，立体地显示了汉语哲学、汉语文化政治、汉语表述在共同时刻同时涌现的“开端景象”——“一幅充满东方情调的蓝图”。

　　王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以自身为中心建造王都，设置百官，各司其职，治理社会。严密的国家管理体制——例如用八种法令治理官府，政府机构分工协作与相互制约等——支援了这一切。精心设计的治民模式——以得民聚民为目标为治民纲要、设计遍布全国的教育网络教化民众、亦农亦兵的严密的社会组织网罗人民、严酷的刑罚威慑人民等，使社会构成转换为持续的有机性力量。完备细密的国家财政管理、节约的社会理念、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有效的市场机制、系统的交通资源整合、最优化的管理思想与追求、标准化工艺、完美产品质量的渴求等，则从其余的维度，做有机的在场性动员。

　　对万世文化的开创而言，《周礼》文化启动并展开的核心气质的锻造、描绘更加重要——“周人进一步探究人事怎样才能制约天命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伦理思想，出现了‘孝’和‘德’的范畴”，进而形塑汉语文化的“德礼体系”，促成王国维所说的德性观念跃起的新时代。最终的结果，“‘德’是前轴心时代(殷周之际到春秋末年)‘独一无二’的思想主题，‘无所不在’的精神气质，正如‘礼’是这一时期的‘压倒一切’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主题。一句话，‘德礼体系’就是前诸子时期精神文化展开于其中的思想空间……”(郑开)

　　更重要的是，这种初步的政治想象穿越了人心，走向汉语政治图景中的“原型乐园”。《礼记·大同篇》记载了孔子“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的历史遗憾，以及“而有志焉”的宏阔梦想。在孔子的视界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正是校正当下凋敝的最佳利器——“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孔子主张借用“礼”表彰人民嘉行懿言，用“礼”成全他们讲信用的事，用“礼”披露他们的过失与不周，最终，发掘并昭彰汉语政治文明的品牌精髓，借助德礼体系形成普遍社会共识乃至制度性资源。最终，导致中华政治中的“势统”、“道统”复合统治的特殊模式，导致了知识者使命的合法性出场……

　　在宝鸡—周原的土地上，我们充分地感受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接缝”就是“赋格”，就是历史某些秉赋的唤起的意义。通过宝鸡—周原的联系，我们真实地理解了何以“每一道接缝只代表它自己，但是也有一种隐藏着的相互共鸣(inter-resonating)和为了决断之场域的开启着的建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