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回顾
1996年12月2日：蚌埠市民韩露在家中被人杀害。
1996年12月22日：韩露的丈夫于英生涉嫌故意杀人被批捕。后于英生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3年5月31日：于英生入狱后，其父亲等人相继申诉。安徽省高院根据《刑法》第243条第一款规定，决定对该案立案复查;
2013年8月13日：安徽省高级法院公开宣判，认为于英生故意杀害其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于英生无罪。
2013年11月27日：犯罪嫌疑人武某某在蚌埠被抓获。经审讯，武某某供述了17年前强奸杀害韩某的犯罪事实。
过去，我国重大冤案的被发现主要因循了两条路径：一是“亡者归来”型，比如湖北佘祥林案和河南赵作海案；二是“真凶再现”型，如云南杜培武案、浙江叔侄冤案。然而，安徽省高院对“于英生案”的最终认定，却指出了另一条主动纠错的路径：“疑罪从无”。
今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了首个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意见对审判环节“疑罪从无”原则做出重申性规定，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能降格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此举对于我国冤假错案的预防，无疑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而于英生昭雪一案，是我国重申“疑罪从无”原则之后，安徽省改判的第一个案例。
冤假错案主人公名单上又多了一个受害者名字：于英生。今年8月，在坐了17年牢之后，51岁的蚌埠市原东市区区长助理于英生被宣判无罪释放。11月27日，蚌埠市警方抓获杀害其妻子韩露的真凶。如今，公安机关道了歉，于英生拿到了百余万元的国家赔偿，但17年的光阴以及两个受害家庭所承受的伤害，用金钱挽回不了
就在于英生被宣判无罪之前不久，中央政法委对审判环节“疑罪从无”原则做出重申性规定，此举对于我国冤假错案的预防，无疑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而于英生昭雪一案，是中央政法委重申“疑罪从无”原则之后，安徽省改判的第一个案例。
不堪回忆独生女家中被害
12月7日下午，韩露的母亲、73岁的何淑梅(化名)老人送走家里的4位客人后，感慨说，“如果女儿在世，也像她们一样，今年该退休了。”
来者是女儿韩露的中学同学。她们多已退休，正筹划着如何生活得更有质量。韩露的生命却停留在了33周岁。1996年12月2日，韩露在家中被害，去世已整整17年。就在不久前，真凶才被抓住。
得知消息的同学们赶紧过来探望。喧嚣的迎来送往后，留给老人的难免又是那些悲伤往事。
事发时是1996年底的一个周一。当天上午11时30分，韩露父亲照例去幼儿园接了8岁的外孙，在附近商场玩了半个小时后，怕又被女儿批评宠爱孩子的他带着孩子回到女儿家。
女儿家是个三室一厅，位于南山路上临街的一楼。“防盗门关着，里面的一道门开着，客厅里放着韩露的自行车，孩子就以为妈妈下班回家了，开门跑进去喊妈妈，没人答应，倒被屋子里的煤气熏着了。他外公赶紧把他拉开，开了门窗。”听老伴转述过所见后，这些年来何淑梅清楚地记着每一个细节。
再往里走，煤气罐放在卧室门口，边上点了一根蜡烛。卧室里桌子的抽屉被拉了出来，杂物扔了一地。韩露父亲的第一反应是家里进小偷了，立即给女婿于英生打电话。事后才又发现女儿躺在平整的被子下面，双手被捆，脖子“被砍得只剩下一层皮”，没了呼吸。
随即赶到的何淑梅见到了她一生中最残酷的场面。
何淑梅就韩露一个女儿。上世纪60年代，尚没有独生子女的概念，“就想让她过好一点儿，才只要了一个孩子。”
在街坊邻居的印象里，韩露遗传了母亲的长相，“身材高挑，不是漂亮，是气质比较好的那种”。她为人低调，与人为善，不爱披红戴绿，穿着相当朴素。就连结婚当天，韩露也只是穿了一件蓝色带花的衣服，和旁人很不一样。
丈夫于英生是蚌埠市委机要科的办事员，经人介绍认识了韩露。“韩露自小很单纯，那是第一次处男朋友，和他见过几面后，似乎对他长相不太愿意。”何淑梅回忆。
就像大多数母亲为已到适婚年龄的女儿提供的参考意见一样，何淑梅也提醒韩露，“憨厚老实、规规矩矩过日子、对你好最重要，外貌等其他都是次要的。”
刚认识不久，何淑梅曾向于英生试探性地说起女儿“不太干家务，还任性得很”，于英生保证得很好，“我会干家务，我父母家里的活也都是我干；脾气不好我会让着她。”
于英生是符合了何淑梅对女婿的期待的。婚后，买菜、做饭等家务活，都是于英生来做。对外，于英生也是一把好手，从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当上了机要局副局长。1996年下半年，作为市委指定的5个跨世纪干部之一，被调到东市区(现在龙子湖区)挂职区长助理一职，“还有几个月就要换届了，说不定能当上更高职位。”
但日子并没有顺风顺水地过下去，反而将他们推到另一个方向。
神速抓凶冬季“严打”，17天破案
唯一的女儿被残杀，让年近六旬的老人几近崩溃。性格内向的韩父目睹现场惨状，一个人待在马路边，不与人沟通，“一颗接一颗地抽烟，一小会儿都抽了一堆”。
临近年底的这场血案也让隆冬里的蚌埠平添了肃杀气氛。根据蚌埠日报的报道，就在事发前不到一周的11月27日，蚌埠市公安局刚刚开展严打整治“冬季行动”，主要任务是“破大案、打团伙、追逃犯”，严厉打击抢劫、杀人、强奸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韩露被害的这起案子无疑撞到了“枪口”上。经过现场勘察，警方推测案发时间为上午7时左右，案件性质可以确定为窒息性死亡的他杀案件。由于门窗没有被强行破坏的痕迹，屋内并不凌乱也没有明显打斗痕迹，侦查人员认为于英生有重大作案嫌疑，并于12月12日对其刑拘。在审讯中，于英生供认了杀妻的犯罪事实。12月19日，公安机关宣告破案。
女儿被害，女婿是凶手，何淑梅夫妇很难接受这样一个结果，“这是最不能容忍的。像是被人又在心口扎了一刀。”
“我把他当成儿子待，想着以心换心，对他好一点，他能对女儿好一点。周围的邻居也知道我对他好，付出了很深的感情。”何淑梅说，于英生家兄妹三个，当时家庭经济条件不如韩家。何淑梅常常接济女儿，并不计较。
在何淑梅记忆里，女儿女婿感情稳定，偶尔发生矛盾摩擦，何淑梅一般不干涉，觉得他们自己能消化掉，有时还会维护女婿。她也想不通，女婿还在事业的上升期，为何会有极端之举。
但于英生自己都认罪了。何淑梅又不能不面对现实。1997年12月24日，蚌埠市检察院向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指控于英生因夫妻感情不和，早上送完孩子后返回家中将韩露杀害，并伪造强奸抢劫现场。1998年4月7日，蚌埠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于英生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昔日的亲情被仇恨替代。何淑梅夫妇认定判决不公。韩露父亲的逻辑是，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我就这一个女儿，就凭我对你这么好，你也应该对我女儿好，结果你对我女儿下手，能不恨他吗？”何淑梅说。
亲家反目一个申诉，一个告状
韩露父亲想给死去的女儿报仇，讨回公道。这位内向的老人话语不多，也不太向妻子表露自己的想法。他唯一宣泄情绪的方式，就是告状。
没怎么出远门的老人一趟趟到合肥、北京有关部门递材料，争取一个枪毙凶手的结果。“他那种精神状态，想去就去吧，也没法制止他，不就是花钱嘛。”
其实，两位老人没多少钱了。他们原有的积蓄大部分给了女儿装修房子。事发后不久，韩父所在的工厂倒闭，连续两年没发工资。而随后的一波三折，更是将老人几近拖垮。
一审判决后，于英生提起上诉。1998年9月，安徽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心想凶手得不到应有的惩罚，韩父积郁成疾，大口吐血，住院一周后，交不起住院费，朋友送来1000块钱才把病治了。
次年9月，蚌埠市中院维持原判。于英生继续上诉。2000年，安徽省高院再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由于涉及隐私，案件不公开审理。韩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得以旁听。庭审结束，因恼怒于于英生在法庭上的某些为自己辩护的言语，韩父突发脑溢血，又被送入医院。
同年，蚌埠市中院改判于英生无期徒刑。于英生再次上诉。2002年，安徽省高院维持原判。不久，于英生到阜阳监狱服刑。
面对这一结果，卖掉女儿房子才得以做成心脏支架手术的韩父已经有心无力了。“我就跟老伴讲算了吧，你命都没了，还能干啥。”何淑梅说。
同样是这起案子，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另一位老人也在蚌埠和合肥、北京之间多次往来。
这位老人是于英生的父亲于道欣。他是山东文登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后转业到蚌埠。
这位从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老党员在儿子被抓后一夜白了头。“我们上查五辈，历史都清白。”于英生的哥哥于宁生说，他们清楚于英生的脾气，觉得这起案子并非他所为。为此，他们到蚌埠、合肥请多位律师帮忙辩护。
儿子开始服刑后，于道欣带着申诉材料去最高检、国家信访局。“住在北京的地下室里，湿气大，但便宜，吃咸菜啃馒头，老人一住就是一个月。”于宁生回忆，为了给儿子洗清冤屈，昔日冲锋陷阵的退休老干部放下自尊，一遍遍去找有关部门。“人家不见他，他就在门口坐一天。但他讲党性，从来不闹访。”
材料一趟趟送去，没有回音。老人继续送。过年有人送来年货，老人也不舍得消费，转送给别人，帮忙打探消息。为了找门路，老人上过当受过骗，“都数不清多少次了”。
就这样，一个为了女儿伸冤，拼命告状；一个为了捞儿子，拼命申诉。两位倔强的老人为了子女，各自在余生里拼着老命。
2009年6月，79岁的于道欣因糖尿病住院，医治无效离世。他临死前立下遗嘱，不发讣告，不通知老家亲属，一切从简，所有的积蓄外带部分抚恤金都用于给二儿子于英生申诉争取自由。
2010年，没有等来满意结果的韩父也耗完了自己的生命。单位给的丧葬费不到1万元，买不起墓地，老人的骨灰盒至今存放在殡仪馆里。“他没走之前，我们两个讲好了，不买墓地，把钱留出来给外孙用。再说，要个墓立碑有啥用啊，女儿没了，谁来祭奠你？”何淑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