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桶、电动车占地，音量宣示“主权”

　　随着团队各自不断地扩容，场子显然是难以同时容纳三支队伍了。最简单的“丛林法则”莫过于比拼时间和人数，谁来得早谁就“占领山头”。搬个垃圾桶、推辆电动车都可以作为占领地盘的标志。音响的声音大小也是主权的一部分，你家的大了，别家就听不见。关于地盘的摩擦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

　　先后组织过四支广场舞团队、已经74岁的段开生老教授记得，情况胶着的时候曾有人动了手。遇到这种情况，老段没有好办法，只有请矛盾双方坐下来吃饭。老段说：“出来锻炼就是为个健康，心情不好锻炼的效果就要减半了。”

　　后来有队伍通过公园的管理者来找张群锁等人商量，看能否错开时间，一前一后，最终达成协议，让其他两支队伍先从晚上7点跳到8点，张群锁的“无名小队”占据剩下的时间，直到公园10点关门。这样的协议暂时缓解了因场地紧张引发的摩擦。而对于张群锁来说，这个时间段显然更符合“无名小队”的实际情况。

　　“队伍里有送水泥沙子的，餐馆端盘子的，安排得太早影响人家做生意，有个在餐厅打工的小伙子每天来都到9点以后了。”在城墙下的保安办公室，张群锁边给音响插上电源，边向记者解释自己的考虑，“累了一天了，能出来锻炼一会儿都不容易。让老太太们先跳吧，她们跳完还要回家管孙子呢。”

　　张群锁原指望隔壁的公园修建完工后，前来抢地盘的“同行”能返回他们的大本营。然而历时一年半的改造过后，赶去瞧新鲜的张群锁和一帮广场舞大妈们傻了眼，“都改成乘船的景点了，哪里还有广场的影子？”张群锁无奈地跺脚，“乘船的有几个人呢，以后这百十号人跳广场舞该去哪儿？”

　　咱中国人，不都是老了才锻炼吗

　　张群锁的忧虑不无因由。他原是钟楼附近一家国营服装厂的职工。上世纪90年代厂子破产，厂地被卖给了开发商，变成了一家连锁超市。如今除了用租金给工人们交三金，那工厂早已与他脱离了关系。

　　下岗后的他干过十多年的餐饮，每天起早贪黑落下一身病，两年前把店铺打了出去。如今给儿子买的房子正在装修，感觉也该歇口气了。闷在家里看了两个月电视后，在一位熟人的介绍下，他加入到了广场舞大军。从自己满身的“毛病”中，张群锁深深地体会广场舞者身上不得已的背负。“咱中国人，不都是老了才锻炼身体吗？年轻的时候哪有时间和精力？”

　　在“无名小队”中卖水泥沙子的苏爱红（化名），家就安在附近的城中村里。她跟着跑装修的表亲从渭南乡下来西安16年了，先是起早贪黑跟着男人跑装修，后来跑不动了就租了个店搞点水泥沙子批发。凭着口碑好，苏爱红在城里立住了脚跟，可缺少锻炼的她身材也跟着发福了。这几年孩子大了，她闲下来便急得发慌，每次跳舞总是按时按点地来。

　　灯光下，苏爱红小腹上的脂肪随着她圆滚滚的身材有韵律地摆动着，她说每天出来出一身汗，舒坦多了。

　　队里的稀缺资源——“大叔”

　　“占领”的意义对于男队员们同样非同凡响。从附近改建的两处公园迁移而来的两支舞蹈队自打占据了小南门外这片场地，就在这里扎了根。

　　在如意秧歌队唯一的男队员陈平（化名）看来，每天晚上跳一小时是他这一天最放松的时候。由于患肾病和心肌梗死的老伴儿生活不能自理，儿子和儿媳没时间管孙子，75岁的陈平只好包揽了买菜、洗衣、做饭等家务。每天晚上照顾老伴吃完饭，他便出来跳一个小时的广场舞。在大妈扎堆的广场舞圈子里，“大叔”是稀缺资源。由于比赛中有男队员通常可以加分，跳了十余年健美操的老陈是各大妈队争取的对象。作为“男生”，老陈需要负担队里大部分的体力活。每天帮助75岁的队长樊老师把音响从家里搬到广场，跳完舞再搬回去。

　　但家里的烦心事儿，他却极少向人提起。“出来就不要想。烦恼说出来还影响他人。”

　　同样迷恋着广场舞的还有“无名小队”里的另一名保安老贾。老贾说，自打跟着张群锁来过一次后，他就欲罢不能了。为这，家里头的老大有些不情愿。可一个大男人跟着一帮大妈们跳舞，总免不了有看热闹的。一度有人调侃，“这里头有几个是真的两口子的？”但张群锁认为，“又不搂搂抱抱，怕啥？”广场舞的魔力不止于此。尽管被挤到了小南门外这片“弹丸之地”上，“金之秋”舞蹈队的成员郭丽丽（化名）坦言，她从日复一日的“占领”中找到了全新的自己，“人都有激情的一面，就看有没有被发掘。”这一番豪言壮语得到在场多位50后大妈的认同，更劲爆的表述是：“我们来这里跳舞都是因为‘他’。”

　　一帮大妈们口中的“他”是该队51岁的舞蹈教练关冠。穿着黄T恤牛仔短裤的他怎么看都像个小伙子。关冠当天教的是自创舞蹈《茉莉花》，由于没法用音响，顶着对面高音炮的他喊哑了嗓子。

　　曾受过舞蹈专业训练的关冠如今的工作与舞蹈不沾边，不过身手不凡。他说自己多年前皈依了佛教，教舞蹈权当做“公益”，“我实在看不惯她们的动作不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