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4月以来，上海、山西等地先后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目前，全国已有上海、广东、天津、浙江、北京、山东、山西、河南、江西、广西、甘肃、陕西、贵州等13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其中，上海市以1620元/月领跑全国，江西省上调幅度最高，达到41.4%。

　　近年来，各地连续上调最低工资，这当然是好事情，也是各地应对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和物价上涨的必然举措。但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象征意义其实要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大部分劳动者的收入，都是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要保障劳动者权益，最根本的是要赋予其议价能力，做实工资协商制度。尽管收入分配改革的纲领性意见于年初出台，但酝酿多年的工资条例依旧不见踪影，这不能不说是遗憾。

　　根据之前的消息，工资协商制度、同工同酬等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条款，被写进了工资条例。这些条款非常重要，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对于提高一线劳动者收入，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显然是必要且有实际作用的。但工资协商制度、同工同酬等问题，不仅仅是工种问题，社会分工问题，更是权力分配，权利多少问题。做实工资协商制度、同工同酬，关键是要赋权于一线劳动者。

　　而最低工资标准只能保障工人的最基本权益，但工资协商制度则不同。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协商一下工资，更是涉及到整个劳资关系权利的实施问题。按照相关学者的说法，这背后关系工人的组织权、谈判权、罢工权，即劳动法上所谓的“劳工三权”。确实如此，劳资关系问题、工资问题、工资协商问题涉及到劳资关系和政策怎么去调整。

　　也正是因为工资协商制度、同工同酬等制度，在落实过程中必然阻力重重。在目前的财税体制、财权事权分配、GDP考核机制下，任何涉及一线劳动者收入、权益的问题，也和地方政府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冲突。所以各地虽然频繁提高最低工资，但是在增强工人议价能力方面却乏善可陈。同时，全国性的分配改革至今没有启动，工资条例久拖未决。

　　务实地看，有妥协地出台和有妥协地施行工资协商，是现实的选择，哪怕只是微小的进步，比仅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进步更大。应该充分意识到，涉及到分配问题的工资协商制度，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大部分一线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或许是个难以立刻缓解的事实，但我们可以做的是，尽早出台工资条例等保障劳动者收入、分配、权益的法规，然后逐步落实。

　　值得一说的是，工资协商制度、同工同酬等涉及收入分配改革的真正深入、劳工权益保护的真问题，还需要各项改革的同步推进。比如，从制度上强化劳动者议价能力。国际经验证明，有无工人利益诉求组织，工人工资一般有15％-20％的差距；同时，明晰普通公众的利益代言渠道，其话语权和对决策层的影响力，显然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