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户籍情结：我们要一个身份

　　近年来，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话题很热，相关改革却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在于户籍牵涉的社会管理功能复杂、成本高昂，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户籍制度，成了当前横亘在农民工面前最坚硬的一道制度壁垒。

　　理想：融入现代城市

　　“走出相对落后的农村到城市打工，对我来说，就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有朝一日能真正扎根城市，打死也不会回去。”21农民工刘建松说。

　　留着时尚发型的刘建松，2007滨州阳信县河流镇农村来到大城市一家汽修厂打工。他说，他已习惯了城市生活，休息日要么去和朋友逛街，要么去网吧上网。“一跨出校门，便进入城市打工，不会种田，也不愿种田。”

　　“我10年努力打拼，就是为了能像城市人一样活着。”已经成为一家制衣企业结构设计部门主管的孙恒说，“农民工”是一个贬义词，是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一种排斥和歧视。

　　不做乡下人，成为城里人。这一点得到了接受采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认同。一名女工说：“上一代农民工打工主要就是为了赚钱回家，我们则盼望在城市安家落户。上一代是与本村人攀比，我们这一代与城里人比。”

　　据统计，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约85%到农村，75%同自己是“城市的产业工人”。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詹宁教授认为，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更高，大多在从事现代工商业活动，有一定的现代产业技能，乡土观念渐趋淡薄，没有返乡务农的意愿，也没有务农的技能。他们更加憧憬城市的生活，更渴望融入城市，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现实：被排斥在城市边缘

　　梦是诱人的，然而，现实是沉重的。“我们在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却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有一种强烈的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感觉。”高中未毕业便从河南农村出来打工的杜翔宇无奈地说。这种挫败感和被排斥感在怀揣“城市梦”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普遍存在。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黄晓燕博士认为，受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户籍问题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面临子女住房、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重重障碍，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正逐步在城市内部演变为新的二元结构。

　　孙恒说：“我们深切体会到打工的不易，所以特别想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如果在老家上，教育质量较差，可如果到城里来上，受户籍限制，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后，必须回原籍升学。由于各地教材不同，教学难易程度也不同，又存在一个脱节的问题。”

　　29岁的年轻母亲、河南信阳农民工彭伟也有同样的烦恼。她来深圳打工已有7年，有稳定的工作，但是女儿将来必须回到户口所在地考试，这就必须先回到家里去读书，因为两地的教育体制和内容都不一样，在深圳读书会耽误孩子。彭伟坦言，农村的户籍就像是一个烙印，永远在提醒她：“回到应该回到的地方去！”

　　让农民工头疼的子女上学问题远不止这一个。国家权威研究部门调查发现，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让收取农民工子女借读费，但很多地方并未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体系，不少城市公立学校，尤其是一些特大城市的公立学校，仍然变相收取所谓的“捐资助学款”。

　　社会保障方面的限制也是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突出难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郭金兴博士说，虽然现在农民工也可享受养老、医疗等保险制度，但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实行省级统筹，难以互联互通。2008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16城市农民工的基本特征与生存状况》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参加养老保险的有11.7%。

　　半月谈记者采访中，农民工反映遇到的“非平等市民待遇”还有很多，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不能带薪休假，女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不能平等地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资格享受城市的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房政策……

　　“我们的户籍制度限制了流动，城市里很多声音指向了农民工群体：应该离开城市，应该回去，不应该留在这里。”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户籍制度造成了一个排斥体系，用以维持我们劳动力的廉价，这个廉价包括工资和福利，如果没有户籍制度这个排斥体系，农民工就会融入城市。如要保持获得廉价劳动力的能力，就得保持获得廉价劳动力的社会系统。破解户籍制度之难，不是一个地方的政府或者企业能够解决的，它需要上升到国家的层面统筹解决，需要很大的勇气。”

　　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处长陈国瑞说，户籍是人口登记与管理的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了有序就业与管理人口流动的有效作用，但是它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附加了许多功能，捆绑了很多福利，像教育、医疗、社保等，户籍制度完全割裂了城乡二元结构，令农民工无法享受到许多同等待遇。

　　工棚不是归宿——农民工的住房意愿

　　“多想有个窝”

　　进城打工10来自安徽安庆潜山县的29民孙恒却始终有着强烈的“漂泊感”。一直住在企业集体宿舍里的他，梦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将留在老家的老婆和孩子接过来，但高昂的房价让他根本无力承受，想申请保障性住房又被告知需“本地户口”，直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实现。

　　利落的发型、黑色皮夹克配同色休闲裤，1982年出生在福建省南安的黄志雄，从2002年起就到辽宁沈阳打工，他独家代理的品牌专柜今已进入了许多大商场。在别人眼中已十分成功的黄志雄，一家三口仍然租住在50平方米的房子中。因为还没有经济能力购房，不能在沈阳市落户，黄志雄不能缴纳养老、医疗和劳动保险等费用。

　　河南商丘民权县农村的杜红梅2008业后，到天津一家科技公司做销售，虽说每月能拿到2000资，但仍因居无定所而常常自感“徘徊在城市边缘”。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郭松海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政府有职责将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纳入整个城市保障性住房政策体系统筹兼顾。要让农民工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经济适用房或廉租屋的优惠政策，同时着力培育农民工住房租赁市场。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远离故土，客观上要求解决宅基地置换、买卖的问题，即使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自由转让，也增加了农民的融资手段，增强农民进城购房能力。

　　为了融入城市，不住工棚宿舍

　　来自重庆的26岁的孙元娟来上海已有5个年头，经过几次辗转后目前和妹妹各租一套一居室。上网、夜宵、逛街、聚会，是从事海鲜干货生意的这对姐妹主要的业余活动。“周围迪厅、饭店、K歌都有，而且不贵，很对我们的胃口。”妹妹说。

　　与孙元娟相比，来自四川巴中的厨师鄢兴敏也是2004年来到上海，目前仍然和妻子一起与亲戚们合租一套住房。不到6年里，鄢兴敏随着工作的变换已经住过4个地方，但这一次次辗转并没有让他从合租走向单租。他告诉记者，这并不是经济问题，关键是合租后互相有个照应，厨师出身的他经常帮亲戚家做饭，晚上8口人一起围坐吃饭，更是其乐融融。

　　华东师大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文军总结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政策制度、社会关系、个人能力。在相同的政策制度下，社会关系为自身发展提供保障，也能让他们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路上少走弯路。

　　在上海的建筑工地工棚里，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不多见了，工棚对于年轻的打工者来说变得陌生起来。与其说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住房有要求，不如说是他们对城市生活有追求。工棚甚至宿舍并不能给他们想要的城市生活或者“类城市生活”。

　　“住在集体宿舍里，你不可能请朋友到你这来玩，租房就不同了，哪怕是合租都有自己的房间。”鄢兴敏告诉记者。对于这些年轻的打工者来说，自己的住所不仅意味着生活，还意味着社交，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认识更多的朋友对他们至关重要。

　　孙元娟目前已经有了广泛的朋友圈，她把这归结于城市生活的结果，业余时间的玩乐让她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不久前有一个老板一口气送了她10张上海世博会的门票。“住集体宿舍怎么可能有那么丰富的生活呢。”孙元娟得意地说道。

　　一个买房的梦

　　单独租房并不是这些年轻人的终极目标，上海的高房价并没有将他们的梦想吓跑。相反，在郊区买套小房子的想法一直是他们中不少人的奋斗目标，而有的已经列出了详细的计划。

　　上海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已起步且初现成效，不过要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这一体系恐怕还为时尚早。但他们建设“小家”的梦想却一刻不停。鄢兴敏目前所住的三室一厅市价在70万元左右，花30万能在同样的小区里买套60平方米左右的老房。鄢兴敏瞄准着几乎是全上海房价最低的地方，算起了自己的小账。

　　鄢兴敏理性地意识到，要买房，靠目前2000多元的工资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已经向目前自己打工的餐饮企业提出辞职，准备用6年的积蓄开个小饭馆，自己“单干”。厨师出身的他打算自己任饭馆厨师，节省营业开支，尽快将饭店做大。“10万的积蓄可以靠攒，但30万就一定是赚出来的。”鄢兴敏分析着。

　　孙元娟相比之下可能离这一目标更近，她男友目前在徐汇区园林局任职，在上海已经有房。打算今年年底结婚的她即将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一套房子或许对于她来说才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当孙元娟们在上海工作、居住、安家买房后，“农民工”三个字或许不再适合他们。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曾和同事一起做过一个调查：有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来准备“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留下来成为“新城市人”。当然，对于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买房，当下还仅仅停留在梦想阶段——梦想毕竟是好的，它会给人以目标和动力。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春天里……”一首民工版的《春天里》唱响2010，唱出了人们公平正义的心声，让农民工泪流满面！2011，祝愿农民工的生活在新春里有一个美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