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元个税免征额已经算高了”

　　税收伦理学者姚轩鸽建议放弃数量导向型个税改革思路

　　“个税”这个从来就不冷清的话题，在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公布后，走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3000元免征额是否依旧过低?”“个税是否沦为了工资税?”“与其减税还不如抑制物价”等等都成为牵动每个纳税人神经和钱袋子的关键问题。

　　长年从事税收伦理研究的姚轩鸽先生在最新一期《南风窗》杂志上发表了 《减税不是税改的全部》一文，在该文中，他的核心观点是“税改的终极目的应该是为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利益总量”。

　　5月5日，本报记者就个税法修改和个税改革问题专访了姚轩鸽先生，他见到记者后发表的第一个看法就是“(现行)2000元的个税免征额已经算高了”。 ■记者 罗溯阳

　　姚轩鸽，税收伦理学者、诗人。兼任中国法学会财税法研究会、财税法教育研究会、中国伦理学会理事，以及陕西省伦理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等社会职务。

　　现为北京大学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部问题研究中心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员。新近出版的三卷本、106万字《税道苍黄：中国税收治理系统误差现场报告》一书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1.

　　关于“免征额”

　　应由大家共同约定

　　记者：刚看了您在《南风窗》发表的那篇文章，有一个感觉，您把所有现在中国税制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都提出来了，但没有就个税改革问题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能不能今天谈谈?

　　姚轩鸽(以下简称“姚”)：解决任何问题的前提，都是必须首先提出真问题，然后才能谈得上解决。个税改革作为整个税改的一部分，不便单独列出。今天我们就谈谈这个问题，看看如何来解决。事实上，从个税改革这个点切入，就能看到整个中国税改的全貌，以及整个税制的优劣。

　　记者：那我们就从民众最关心的一个焦点说起，在您看来，3000元的个税免征额，是不是依旧过低?

　　姚：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说说“免征额”这个概念。“免征额”作为一个征纳税人之间的涉税契约，意味着在这个钱数以下国家可以不征税，纳税人可以不缴税。这里有一个问题，“免征额”该谁来确定?你和我确定，还是官员确定，还是拿工资的人确定，还是城里人确定，还是东部地区或者西部地区的人确定?紧接着，事实上是由多少人确定的?规模有多大?当然，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全体人来确定。

　　然后就是为什么要确定免征额?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对免征额确立的理论根据也不明白，不深究，因此造成了很多误解。但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和必要。我认为，它的根据就是人的基本权利，它关系着一个人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最低的、起码的利益索取。

　　因为，我们一生下来，每一个人都不可选择地为社会的创建作了人人都一样的一份贡献。因此，社会也就应该保障每个人的这一基本权利。在此后大家都借用这个社会公共资源创获财富的过程中，就可以将每个人都曾经作过贡献的这一部分免去，由此便引出了“免征额”。当然，免征额究竟确定为多少，它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是相对的。比如过去我们只要吃饱肚子就可以了，但现在我们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得好一点，还要有文化精神生活。

　　也因此，这个免征额究竟是多少，就应该由大家共同约定，要能满足大家生存与发展的最低需要，也就是维持每个纳税人本人和家庭成员生存与发展的最低生活费用。目前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标准，免征额的确定有两个参考点：一是这个社会的最低生活标准，二是这个社会的最低工资标准。只有在两者综合考虑以后再乘一个系数，才会得出免征额的大致数额。这个系数，就是一个就业者平均供养的人口数。在中国，这个公认的系数是1.93。

　　可见，一方面，这个数额是大家约定的，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另一方面，这数额又不能完全随便约定，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根据和评价标准。但是，根本说来，这个免征额确定的科学与否，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大家的日子是否都能过得一些好。

　　2.

　　关于“3000元起征点”严格说，若把八亿农民拉进来，2000元都高了

　　记者：也就是说，您不主张把个税免征额提高到三千元?理由是什么?

　　姚：是的。有数据显示，2008年第二季度的时候，我们国家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平均标准是191.33元每人每月，2006年城镇最低工资标准是499.5元。以此测算看，中国现行2000元的个税免征额不是低了，而是高了。因此，应该保持2000元免征额不变，主要有三点理由：

　　首先，确定这个3000元的免征额时，把八亿多农民排除在外了，民意基础不坚实，人数规模太小。如果把八亿多农民的生活标准拉进来一并计算的话，肯定不会得出3000元这个数，甚至2000元都高了。

　　其次，把免征额提高到3000元以后，个税纳税人人数将会从28%降到12%，这对培养和塑造现代公民的公共品德不利。不利于培养中国现代化转型所急需的纳税人权利意识，不利于促进纳税人的政府税权的监督。因为，作为直接税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缴多少税自己是清楚的，“税痛”比较敏感。相反，增值税等间接税不仅自己缴了多少税不清楚，而且税负易于转嫁。

　　最后，个税纳税人人数降低，最终会背离税改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利益总量这个终极目的。

　　记者：但农民并不是《个税法》的适用对象，他们不用缴个人所得税，为什么要把他们也算进来呢?

　　姚：这个说法不对。《个税法》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薪阶层或城市居民所得税法，所有人都是《个税法》的适用对象。只不过目前农民收入过低，没机会享受免征额的权利而已。况且，虽然农民不缴个人所得税，但他们依旧是纳税人。通过间接税，他们同样履行了纳税义务。我们任何时候思考税收问题，都必须拿全体人来说。所以我一再强调，如果拿十三亿多中国人的总数考虑，现行2000元的免征额还勉强说得过去，假如再往上提高，就可能适得其反，违背税改的终极目的。或者说，免征额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数量的高低问题，更是一个有关国民基本权利的重要问题。

　　你想，农民虽然没有最低工资，但有最低生活标准，他们同样参与了这个社会的创建，为这个社会的公共资源缔结作出了和我们每个人一样的贡献，本就应该享受法律保障的基本权利。他们的平均最低生活标准，才是我们确定免征额的主要依据，才最应该纳入个税免征额的计算公式之中。可想而知，如果我们把中国农民的平均最低生活标准乘以通行的系数1.93，结果可能是多少?恐怕会让我们中的不少人瞠目结舌的。

　　记者：但农民是不缴个人所得税的?

　　姚：应该说目前大多数农民不缴个人所得税。但这与免征额的确立没有必然联系。免征额的确定是一种基本权利，农民也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而且，从长远来看，终究会有一天，不少农民会缴的。事实上，现在已有少数农民在缴个人所得税。况且，我们今天不是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明天完全可能是。一个人来到这个社会，他应该完全平等地享受国民待遇。而且，不能说今天与这个事情没有直接关系就把他忽略了。任何一件属于国民基本权利的公共问题，都应该经过他们的同意，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这是文明社会通行的治理原则。

　　记者：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前些年取消农业税的时候，也应该征得所有城镇居民的同意?

　　姚：当然应该，但要遵从多数原则最后确定。不过现实中，对这个问题的决策，也可由民意代表机关去执行和决策。

　　3.

　　关于“个税改革”征管技术不到位，无奈让“个税沦为工资税”

　　记者：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梁俊娇教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发展税前扣除项”的建议，比如每月纳税人的应税所得中除了扣除基本的个税免征额外，再根据纳税人提供的居住支出证明，扣除该纳税人当月的居住消费支出，最后进行计税。对此您如何看待?

　　姚：显然，梁教授的建议也是一个数量价值导向的，是一个既定框架内的个税改革优化建议。在税前扣除里面，衣食住行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应该有这一块，要减的也很多，很有必要。但这只是个税治标之策，不是治本之途。根本来说，这个建议仅能给部分工薪阶层带来一些眼前的好处，只能给一些相对富裕的国民减轻一点税收负担，但无助于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总量提高。

　　记者：还有人认为“与其提高免征额不如大力抑制物价”，您认为成立吗?

　　姚：对于抑制物价问题，我不赞成。我是主张市场化的，市场要素的优化必须要靠市场本身来完成。我不主张靠政府来抑制物价，市场是市场，税是税，不能将这两块混在一起。

　　记者：还有个提法说“个税沦为工资税”，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姚：从征管技术上来说，上班族、工薪族的收入好控制，便于源头管理，代扣代缴方便，但对其他人群，不是政府不想管，是没法管。因为我们缺乏全社会的信用基础系统保障，无法掌握每个人的收入状况。在国外，每人一个身份证、一个银行卡号，你的消费和收入，国家都是能控制的，哪一个人也跑不掉。在中国，目前技术条件还不到位。

　　记者：针对征收对象范围较小，以及主要征税目标集中在劳动所得这个问题上，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稻葵发表了不同的声音。他认为，应该将资本收益也纳入所得税征收范围，您怎么看?

　　姚：道理上讲，李教授说得没有错，凡是借用社会公共资源获得的财富，都应该交税。问题是，对资本收益的征税，操作起来比较麻烦。比如说股票，今天我赚了国家可以征税，明天我赔了国家如何给我补回来? 而且，资本市场的风险实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