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湘正展示砖厂发的裤子。

　　“黑奴工”陆续出逃

　　“逃了5个还有4个，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另外也是为了与其他工人相区分。据出逃后的阳湘正介绍，砖窑厂的工人分两种：一种是“正式工”，多是从本地招来的农村人，大概有二三十人，这些人没有统一的制服，也不用剃光头，多住在自己家里，干活按劳取酬。另一种则是他这样被抓的“黑奴工”，除了在窑厂干活和吃饭，其它时间都被关在铁门里，被人看守，也没有工钱。

　　一天虽然有三顿饭，但多半是吃馍馍，这让南方人阳湘正很不习惯，“一日三餐，每餐发三个馍馍，吃不饱可以多领一个，吃四个，但菜都是生的，也只有黄瓜、西红柿什么的，切好放点盐就给大家吃，没有油也没有作料，没有荤菜。别的就是马铃薯，偶尔有玉米粥，吃不饱也吃不好。在被关的一个月里，我没吃过一顿米饭。”

　　阳湘正说，他刚进砖厂时，曾到老板那里领了50张饭票，“两块钱一张的那种，但都被马元叶拿走了，而且只发过这一次，以后老板就没给过我饭票了。”

　　挨饿受累，没有自由，没有报酬———逃跑，成了“黑奴工”们暗中的躁动。

　　首先出逃的是那个患夜盲症的男人，在一次白天干活中，他趁班长不备伺机逃走，但没跑多远就被追了回来，“被毒打了一顿，用皮带抽他，电棍击他，整夜地罚站”，但此后不久，在一个下雨的晚上，夜盲症男人成功出逃。

　　6月下旬，在阳湘正之后进来的两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也双双出逃成功。

　　另外一个50多岁的男人，“那个人身强力壮，睡在我旁边，我们悄悄聊过话，只知道他姓陈，是保定人，一天晚上他趁加班也逃走了。走之前我还睡在床上，他曾拖了一下我的腿，后来想他可能是让我跟他一起逃，但当时我没能领会。”阳湘正说。

　　终于在7月8日的这天中午，阳湘正趁大家午休之际，从窑厂成功脱逃。“我躲在四周的棉花地里，不敢走公路，就在田里猛跑，边跑边打听火车站，跑到10公里外的吴桥县城已经是夜里，第二天上了去北京的火车。”阳湘正说，被抓进砖厂后，为防止身份证和随身携带的900块钱被搜走，他将身份证和钱一直藏匿在贴身内裤里。在他向南都记者出示的证据里，有一张7月9日早8点从吴桥到北京的K 412次硬座车票。

　　直到逃到吴桥县城，阳湘正通过打听才知道，关了他一个月的地方，是位于沧州市吴桥县铁城镇的城西梁村砖窑厂。

　　由于出逃仓促，阳湘正的行李袋还落在砖厂宿舍的床下，而他的手机在进厂之初就被一直扣押在老板那里，尽管他连老板是谁、老板的姓名都不知道。

　　“我逃走后，还有4个人被关在窑厂里，一个70多岁的老头，一个18岁的小伙子，一个50多岁的络腮胡子，还有一个40岁左右的人，干活很老实———在里面不让交流，这些人叫什么名、是哪里人、什么原因被抓进来的，我都不知道。”阳湘正说。

　　令阳湘正担忧的是，那4人当中，有两人长期被毒打，可能已经丧失了逃跑的能力。

　　“一个是70多岁的老头，因没力气干活，一到晚上班长就教训他，拿皮带抽他，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还罚站，不给馍馍吃。另外那个18岁的小伙子，我们没进去之前他就已经在那了，也被打伤过，小腿的伤疤一直没好。这两个人逃出的可能性不大。”

　　阳湘正的头部、大腿至今也还留着在窑厂被打的伤疤，“刚出来时，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现在都没有了。”

　　阳湘正回忆一次被打后，“我在铁门里面大叫，说我们也是人，白天干活，晚上还要我们干活，不让睡觉，哪有力气干活，你还要打，我只好把这条老命交给你了，你要打就打死我！从那以后他再打我，就没那么凶了。”而那次在铁门里的喊叫，也被外面的“正式工”听到了，“这些村民也实在看不惯了，就过来骂马元叶，说你们把人家抓来，这样干活还这样对人家，太没人性了！”

　　阳湘正说，那次之后，马元叶还给他找来止痛药，让他吃了20多天。“他也是听老板的，不得已才充当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