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何春梅)全国政协委员、龙润集团董事局主席焦家良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近年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备受热议和关注的热点事件，“郭美美”事件、广东的“乌坎”事件、温州动车事故、“兰考大火”事件、“表叔”、“房姐”事件等，这些现象和事故的频繁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信号，是对传统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唤。
焦家良表示，社会管理存在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自上而下，大一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和体制。
这种模式导致的结果：首先是在认识上把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视为消极和负面的，采用“强制型管理”、“高压式管理”的方式，片面认为社会管理的目标就是维稳。
其次，这种“大一统”的模式忽视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群体在社会管理上的差异性，以至于在管理上出现矛盾无法化解、引发公众与政府的对立;
再者，就这种模式的属性决定了其不透明性，决策缺乏竞争机制;
最后是这种模式使得政府在全面履行社会管理权以及公共产品供给权的同时，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为权力寻租和腐败滋生提供了空间和便利。
焦家良认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现阶段社会管理难题的基本思路是：切实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建立“重心下移、权力下放”的社会管理模式。他认为，首先，应该限制与规范政府权力，建立广大人民群众便于参与的举报监督机制。强化举报制度，把民众便于应用的网络信息技术作为社会监督的有效手段。如目前的“网络反腐”。
其次，要发挥基层社会自治组织作用，建立基层和谐社会单元。扩大公众对社区、市政的参与度，公众参与可大大减轻社会管理的成本，提高社会管理效率，也可以提高社会管理质量，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能够避免矛盾争议的产生。
第三，全面建立起全社会的协商对话沟通机制。新时期的社会管理方式，要从命令与服从这种单向的管治行为，转向各个主体之间的协商决策、合作管理、透明化管理、法治化管理的治理活动;社会政策制定，要从封闭、神秘方式走向公众参与、多方协商和透明化决策，减少决策的随意性。要最大限度地畅通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和诉求传递渠道，要完善领导接待日制度、自由信访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举报人保护制度以及心理干预机制等。
第四，要建立政府官员政绩科学考核的制度和指标。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工作都是以“维稳”为主要目标，要改变这种凭有多大 “捂、堵、瞒” 能力的考核办法，更多的从重视防控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回应能力和处理突发事件应急能力的强弱方面来进行考核。
第五，将社会矛盾作为社会发展的契机与社会管理的动力。社会管理应该把社会矛盾的出现看成是社会变革的“信号”，通过集中有效的解决各种矛盾来获得公众的拥护和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