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杀熟”背后是高昂的社会信任成本

　　“杀熟”的社会心理：魔爪伸向熟人为何能屡屡得手？

　　熊培云(南开大学副教授)：

　　新京报：为什么张淑侠“杀熟”屡屡得手？

　　熊培云：“杀熟”现象当然不是现在才有，古往今来都有这样的案例。只不过这一案件情节特别恶劣，才让人们觉得难以置信。因为在熟人面前，人们很容易会放松自己的警惕，防范度会更低，其犯罪成本也会降低。

　　从个人心理角度上来说，在遇到事情时，一般中国家庭会选择的解决逻辑是首先寻求亲友的帮助，再往外推至朋友，最后才会想到寻求制度机构上的支持。这与中国的文化传承不无关系。农业社会立足于血缘和生活距离的亲疏建构熟人社会秩序，而这种秩序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特别是还保留有熟人社会特质的小县城和乡村。人们长期以来并没有相信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的习惯，而更愿意相信身边的“熟人”。

　　新京报：“杀熟”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熊培云：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提到，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由于贵族的出逃和移居，底层民众之间弥漫着一种被抛弃感。这种大众的被抛弃感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高昂的社会信任成本使得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依靠人际关系所形成的“人情”契约来各自为政，而对人际关系外部的机构组织力量存有疑虑。处于“被抛弃”心理设定之中的底层民众，他们一方面对公共权力并不信任，没有安全感，另一方面处处希望通过“人情”、“关系”等私人领域的处理办法来获得保护和帮助。

　　在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并存的时期，该信任的得不到信任，该怀疑的却又缺少怀疑，这才使得张淑侠有机可乘。

　　新京报：除了张淑侠的个人因素，“杀熟”的社会土壤是什么？

　　熊培云：这实际上是三方责任缺失的结果。只要医院、医生、父母三方中的任何一方担起责任，这一悲剧就不会发生。虽然不能说医院是参与“集体作恶”，但其在监管上的疏忽就事实上帮助了张淑侠的犯罪。

　　另一方面，受害的父母是既可怜又可恨的。他们对自己的孩子丝毫没有责任心。仅仅是出于对熟人的信任就丧失最基本的判断能力和怀疑精神，愿意让医生代为“处理”自己的孩子。“处理”这个词本身是很可怕的。在希特勒时代，对犹太人的迫害同样使用的也是诸如“处理”、“解决”这样的语汇来掩盖背后的杀戮。

　　对于社会保障缺乏所致的难以抚养病残孩子的恐惧其实已经是后话，在当时家长能够当机立断做到一眼都不看孩子，就交给医生“处理”是极为冷漠而不负责任的。对于父母来说，作为熟人值得信任的医生帮助“处理”先天不足的婴儿，他们在心理上便获得一种道德上的缓冲，能够将罪恶转移，让别人来代行恶，从而获得良心的安宁和责任上的豁免。

　　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因一些恶性事件撕裂的社会信任亟须修复，需要每位公民都担负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尽管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否则，每个人都将为高昂的社会信任成本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