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违法和证据疑点

　　除在起诉前两次要求补充侦查外，2011年2月25日，在郸城县检察院向郸城县法院提起公诉后，该案在审理阶段又补充侦查一次，并经河南省高院申请延长审限一个月，但饶是如此，仍超出法定审限8个多月。

　　“此案存在程序上的违法回转问题。”辩护人朱爱民律师说，一审的第一次开庭为2010年4月13日，原审程序进行至被告人陈述阶段。但时隔一年之后，2011年5月16日，耿丽没有等来判决，却等来了莫名其妙的第二次开庭。一审法院没有交代任何原因，就将程序直接恢复至法庭调查，这次开庭中，公诉方又提供了沈丘县公安局对进京截访6人组最新的询问笔录，这些笔录都做于2011年5月3日和4日之间。但是，公诉方并没有出示提请补充侦查等相关手续，依法，法院就不能将案件退回检察院，警方再次询问取证也就丧失了法律依据。

　　更要紧的是，截访6人组最新的证言，被辩护律师斥为“明显串供”，语气内容都高度雷同，且与之前证言矛盾。

　　案卷中最早的材料，来自2008年6月22日，即耿丽被沈丘县上网追逃立案的前一天，沈丘县法院干警李倩、卢峰和郑海峰的询问笔录。到了2009年3月起，沈丘县政法委信访室主任张保国、莲池乡乡长严文元和沈丘县公安局刑警侯志中等人也开始接受询问。

　　结合这些老笔录和2011年5月的新笔录，每一个人对事发时间和经过的说法多处前后不一，比如，有人说事发当晚8时多，有人说9时多，有人说10时多；对案发过程中，耿丽哥哥耿高伟双手持木棍、酒瓶甚至菜刀的描述也各不一致；对所谓遭遇肢体攻击后，每一个人逃出饭店的先后顺序，截访6人组也是各有表述。

　　不过，新笔录与老笔录最大的区别，是确认了之前并未明确的三点：一、案发前，即2008年5月18日下午，截访小组曾去饭店见过耿丽，耿称少于20万元不谈，将他们赶出，老笔录则没有提及这次会面；二、当晚，截访小组再次来到后，不具执法资格的县政法委张保国和莲池乡乡长严文元呆在外边，并没有进店，老笔录则称两人也参与了交涉；三、老笔录对女法警李倩被耿丽辱骂的内容言之不详，新笔录则很详细地描述耿丽曾辱骂李的母亲，“跟野男人睡觉”等。

　　这种证据的“完善”，让耿丽的辩护律师颇为不平。朱爱民认为，法院定耿丽罪，靠的就是截访6人组的口供。虽然，“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这些证言都千疮百孔”，但法院仍坚持采信。

　　与此相反，北京警方记录中的报案人、耿丽哥哥耿高伟和嫂子范某，以及在场两名食客万某和桂某所作的“截访人员并未亮明身份，耿丽也没有打骂截访人员”的证言，都被不加质证地忽略了。整个案卷中，公诉人对这几份证言的回应只有一句话，“这只是材料，未经调查核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甚至，一审判决连基本案发时间都搞错。判决书中称，案发在“当天晚9时许”，这与截访6人组中部分人的证言都不一致。事实上，北京市警方的处警记录显示，他们接到报警是在当晚10时40分。

　　除了沈丘截访小组的证言存疑外，北京警方的证明也存在疑点。2009年5月12日，北京市西长安街派出所出具证明称，出警警察赶到现场后，查验了截访人员的证件，并告知了耿丽，但耿丽称这些人为冒充，拒绝跟他们走，并将其往外轰，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这个证明有问题。”耿丽说，“警察都来了，我们咋还能肢体冲突呢？”事实上，西长安街的这份证明，与当晚在场人员，包括截访6人组的证言都不一致。在场人员都证明，警察赶到后，马上便平息了事态。

　　“西长安街派出所说他们查验了证件，告知了我，我拒绝跟截访的人走。问题是，警察凭什么认为我就应该跟截访的走？”耿丽的回忆则是，当晚出警的警察李中宝在查验截访人员证件后，拒绝他们带走耿丽，也拒绝对耿丽作出处罚，“李中宝说上访不一定就违法犯罪，只给做了调解”。

　　北京警方110的处警记录也证实，该起警情由西长安街派出所李中宝和西单派出所王毅负责。但在西长安街派出所给沈丘县公安局出具的上述证明中，出警警察则变为了冯义荣与张义国。为此，南都记者多次致电西长安街派出所，被告知要么两人没值班，要么值班出警了无法联系。对这份证明与110记录的不符，值班警察称：“时间太久了，没人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