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走访丝路文化遗存的重要感受

　　根据具体的行程安排，我们沿途走访了一系列与丝绸之路相关的重要历史遗迹，均是历史为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如茂陵、法门寺、甘肃省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武威市博物馆馆藏文物和雷台汉墓、张掖大佛寺、酒泉市酒泉胜迹公园、嘉峪关与悬臂长城、敦煌莫高窟、玉门关与阳关故址等。可谓比较完整地走完了丝绸之路的东段。出了阳关或玉门关，再向西走，就进入丝绸之路中段了。

　　在丝路遗存走访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多数丝路文化遗产，均已打造成国家四A级旅游景区，正在为地方的经济与文化建设服务。故能充分认识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就可为进一步丰富丝路文明的文化内涵提供依据。

　　茂陵，是汉武帝与霍去病的终身之地。汉武帝和霍去病都是汉王朝开辟丝绸之路的重要人物。汉武帝制定了讨伐匈奴的战略决策，霍去病则是这项决策的具体执行者。在讨伐匈奴的战争中，霍去病智勇双全，战功显赫，19岁即拜为骠骑将军。随后，霍去病便以骠骑将军的身份率军出击匈奴。他两出陇西，在焉支山、祁连山，大败匈奴，控制了河西地区，为西汉设置武威、酒泉、敦煌、张掖等河西四郡创造了条件，从而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故汉武帝与霍去病对西汉开通丝绸之路的贡献是决定性的。汉武帝的茂陵土封巍峨高大;霍去病墓则形似祁连，以纪念霍去病平灭匈奴的盖世武功。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及其开疆固边之功，既对我国的历史影响深远，又对我国版图的形成厥功至伟。霍去病19岁拜将，在对匈战争中屡建奇功。武帝为了表彰他，在京给他修治第宅，他则曰：“匈奴不灭，无以家为!”当他在河西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汉武帝特赐他御酒一坛，但他则认为取得对匈奴的军事胜利是全体将士的集体功劳，不能自己一人独享，遂将御酒倒进一泉潭之中，与全体将士共饮。表现出的是何等的豪气!这个泉潭就在今天酒泉市的酒泉胜迹公园中。我们在丝路走访中曾近距离凭吊了酒泉故址。总之，在汉武帝与霍去病身上，集中体现出了我们的先人们那种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与英雄豪迈气概。霍去病虽然只活了23岁，却能留名青史而万古不朽!

　　走进茂陵，走进高大似山的陵冢，不禁想起当年汉武帝与霍去病君臣心中的强国与大国梦，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当我们的车行走在漫无边际的茫茫大戈壁时，这种崇敬之情则愈发强烈。

　　法门寺，始建于北魏，至唐代成为皇家寺院，也迎来了法门寺的辉煌时期。法门寺作为佛教寺院，则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产物。法门寺在唐代能成为皇家寺院，以及经常性的法门寺迎奉佛骨活动都反映出唐朝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礼遇。唐宪宗年间发生的韩愈谏迎佛骨事件，因韩愈忤逆皇家的意愿，遂被唐宪宗怒贬潮州，也说明了唐朝最高统治者对佛教信仰的笃定。韩愈因言遭贬，也因此留下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骨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的著名诗句，至今仍广为流传。

　　其实，李唐皇室是奉老子李聃为其先祖的，因而尊崇道教，同时又以儒学治国，也把儒学提高到了儒教的地位，但这并不影响其对佛教的尊奉。而且，唐统治者还大力提倡儒、道、佛三教合一，从而形成了三教合流的局面。这是在唐代社会中影响最大的三支宗教(权且把儒学看成儒教)，其次还有从西方传入而正在传播流行的景教、祆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诸教都有在华传播的合法地位，充分体现了大唐王朝的开放与包容精神。这也是大唐不断走向繁荣昌盛的重要因素之一吧!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舍利子，已成为法门寺的镇寺之宝。每天都有数以千记的游人前来参观。新的景观添设，将固有的法门寺院远置一隅。车流、人流与熙攘的商业街，让这里变成了闹市。千年古刹从此失去了应有的宁静，让人不觉心生一丝怜意。个人认为，对历史文物古迹的开发，一定要充分考虑它的主体功能，要延展有度，这也是保持和维护生态文明的应有之义。

　　在甘肃省博物馆，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是该馆展品的一大亮点。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实际上就是甘肃中西部地区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这是中原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在其辐射区内与当地土著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其文化内涵既有地方特色，又有明显的大区域文化共性。这种现象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史前社会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已经波及辐射至今天甘肃的洮河流域以及河西地区。远古时代先民之间的文化联系，已经如此广远，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东西交通大道的丝绸之路，其出现的时间要比我们预想的还早。也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不同地域间物资交流的需要，是开辟丝绸之路的强大推动力，也赋予了丝绸之路以强大生命力。

　　走进河西，这里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地县级城市，均是直接沿袭汉武帝所置河西四郡的治城发展而来的现代城市。它们过去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今天依然是甘肃河西地区的重要城市，区域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位于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也是历朝各代重点经营的区域。历代王朝在这里置镇驻军，以保护丝路的通畅。历史上河西屯田的发达，即与当时的河西驻军密切相关。河西地区的汉长城遗迹，以及我们考察所至的河仓城遗址，都是当时维护河西地区安全的重要军事措施。隋炀帝时，为了活跃丝路贸易，炀帝特派遣礼部侍郎裴矩在张掖开市，以招来各地胡商，使之更为便捷地与中国商人交易。故张掖在丝路贸易史上有着一定的特殊地位。

　　我们在河西还参观了武威的雷台汉墓，酒泉、嘉峪关的魏晋墓等发掘遗址。这几座不同时期的墓葬均为多墓室结构，墓顶呈攒尖型，这种墓葬形制是东汉以来在中原地区流行的主要形式，也是与东汉庄园经济相适应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种墓葬形式。这一形式在河西地区的出现，是中原文化及时传播于此的力证。也说明即使在魏晋十六国这一纷乱时期，中原文化在这一地区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河西的最后一站是敦煌，敦煌的莫高窟是闻名世界的历史文化遗存，1987年已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里石窟的开凿、塑像的雕做、壁画的绘制，都反映出了极高的技艺水平，成为历史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文化艺术瑰宝。特别是莫高窟中的壁画，其内容除了佛像与佛教故事外，还表现了各时代各类人物的形象和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反映了丝绸之路上我国古代各少数民族以及西方的使者和商人们的活动情况。这些壁画的画风、图案，亦可见所吸收的印度、希腊、波斯等地的风格，体现了丝绸之路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巨大作用。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敦煌莫高窟的开凿，既是文化交流的产物，也反映了丝路沿线城镇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试想建造如此规模庞大的石窟群，要花费多少财力和物力。尽管它是一个长期形成的结果，而每一时期的建造花费都是不能小觑的。即是今天的敦煌市，人口10余万，兴建这样的工程也是非常困难的。而在历史时期能完成这样庞大的工程，当与丝路经济的繁荣有关，即繁荣发达的丝路经济为石窟的开凿提供了足够的财力与物力。舍此，就很难解释了。因为这个庞大的石窟群就主要开凿于丝路畅通之时，丝路衰落后，其石窟建造也随之衰替不振了。这就是最好也最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