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日本律师找到张双兵，一起在山西调查取证。在数名中国慰安妇表示愿意出庭作证、起诉日本政府后，日本律师回到国内。众人经多番努力，日本法院终于正式受理了4位中国慰安妇的索赔请求。

　　随后，几乎每年，张双兵都会组织受害老人赴日开庭、开控诉会。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跨国诉讼中，张双兵的心里总是有几丝隐隐的“别扭劲儿”。

　　“我们和日本政府打官司，用日本律师，花日本人的钱，心里不舒服。尽管他们说是中国人的朋友，态度也很实在，但心里的别扭劲儿还是有的。到东京开会，感觉由人家支配自己。有的事情不能自己说了算，而是人家说了算。”张双兵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然而他明白，十几年诉讼所花费的一千多万元人民币，全部由日本民间团体垫付。2003年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他曾坦言：“11年用的是日本人的钱与日本政府打官司……”

　　“我开始找过中国律师，觉得还是花自己的钱体面。但很遗憾，没找到。”他说。

　　十多年来，张双兵先后组织3批老人对日诉讼。1995年，4位老人起诉；1996年，两人起诉；1998年，10人起诉。这16位老人的起诉都经过了3次判决，全部败诉。

　　2007年3月18日，张双兵和老人们等来了日本方面“最后的判决”。对于意料之中的“败诉”，他“很悲哀”。

　　“一步步走来，感觉不如想得那么顺利。希望渺茫，很不高兴。”他说，“我们到法庭内外，告诉日本媒体，我们不甘心。”

　　日本法院最终的判决承认了历史罪行，但不予赔偿。对此，张双兵不能理解：“不予赔偿，就是不想承认罪行，而且没有道歉。”

　　一晃6年过去。爱好文学的张双兵希望能将对日索赔的情况著书出版。这将是他继《炮楼里的女人》之后的第二本书。

　　然而，这本书眼下“只能在日本出版”，目前已翻译完三分之一。

　　“国内出书要花钱。我没有钱，也没有人给我出这个钱，觉得没有盈利和市场效应。出第一本书时，我就碰壁，最后还是一位香港企业家资助才得以出版。”张双兵说。

　　不能承受之重

　　“我做每一件事情都难，难到自己解决不了。”张双兵对记者说。

　　然而他却一直不放弃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每一个机会。“前段时间，安倍和桥下彻关于‘慰安妇’的言论，让我们感到非常气愤。我们向日本政府、日本驻华大使馆发去声讨书。(我们)不能消停下来。”

　　张双兵亦表示，会将索赔道路继续走下去，但暂无具体规划。

　　从2007年至今，张双兵再没有进行调查或诉讼，而是投入了一项更实在的工作——解决老人生活顾虑。

　　15年的诉讼虽然最终落败，但老人们普遍困难的生活处境，却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从1995年开始，来自日本、中国港台等地区的慈善组织和人士，定期给老人生活上的资助。大陆地区的地方政府和爱心人士也会不时登门，为老人送去救助财物。

　　对于这些关注，张双兵并不认为能彻底解决问题。“有广州的外企职员，也有大学生。大多是个人行为，力量不太大。大家也是各有各的工作，很忙，每次来去匆匆。”

　　最近的目标，张双兵这样说：“第一，帮助受害老人及其儿女，再次走出去，打官司、索赔；第二，让老人的医疗费、生活费得到保障。”

　　刚至花甲，张双兵因常年奔波，落下一身病。最近，他患精神分裂症的妻子刚出院回家。

　　“最痛苦的，是对家庭没尽到责任。我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张双兵的语气中，流露出自责与无奈。

　　但话锋一转，他又说：“命中注定是这样……历史上好像没人做过这个事情，我既然做了，就不要放弃吧。”

　　张双兵说，自己最想感谢的，是媒体和律师。“他们的爱帮助了我。这与一些受害老人的子女形成强烈反差。”

　　现在，张双兵和绝大多数过世老人的子女都保持着联系。“大家向日本政府索赔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但个别子女把所谓的‘名声’看得比母亲的苦处要大。我觉得，这是不孝。”

　　在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张双兵还是选择了坚持。“没有人替我，只有我一直担着。但我要是放下，就是自己的过错。我要做到底。”

　　采访结束时，张双兵表示希望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呼吁：“让日本政府给她们(‘慰安妇’)道歉，是有意义的。为了逝去的老人们，我希望更多的人站出来，把这个事情一起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