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一代人生育率”

　　华商报：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计划生育国策是个集体决策的过程，社会上总以为是您和宋健老师两人一手促成的?

　　田雪原：那不要紧，只要事实在。五次人口座谈会，我受命起草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对情况比较清楚。有人在一本书中，说我是中国人口政策的副总设计师，太高抬我了!不言而喻，政策是中央定的，我们只不过研究了人口形势、问题和决策建议，提供研究成果而已。

　　形势是：一方面要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另一方面，又要使上述问题不致过于严重。应得着一句老话：“有所得必有所失”。那就要“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

　　华商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年对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其实是设定了时限的?

　　田雪原：什么意思呢?就是趋利避害。提倡生育一个孩子既非权宜之计，不是我们搞三年五载就解决问题了，那样时间一长效果便淡化了;也不是永久之计，搞上50年、100年上述问题就会严重起来，甚至不可收拾。而是一定时间的一项特殊政策，控制一代人——25年最多不超过30年的一项政策。

　　控制一代人不仅对现实起到很大作用，而且因为控制了下一代做父母人口的数量，也就可以有效地控制下下一代、下几代人口的数量;由于控制一代人，25-30年不致于使上述人口问题过于严重。一代过后，实行新的生育政策，最终使人口结构等问题得到解决。

　　华商报：但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没有兑现这个承诺?

　　田雪原：到了2005年即政策出台25年，我在专著和文章中，阐发了人口发展战略“三步走”思路。阐述经过一代人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后，要实现人口战略由以数量控制为主，向着数量控制、素质提高、结构调整并重，并且进一步过渡到以素质提高和结构调整为主转变。

　　2009年30年设想时间到了，考虑到当年参加中央人口座谈会的许多领导均离开我们而去了，学者健在的也不多了，并且并不了解深层次的原由，于是发表《中国人口政策60年》专著，列入国家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书系出版;撰写“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论文，《人民日报》2009年12月4日公开发表。

　　华商报：可是，大家并不知道这个承诺。也就是说很多人都不在了，这样有一些负面的批评其实也就针对了你，那么这么多年，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您在思想上有没有压力?

　　田雪原：我没有压力。因为政策是中央定的，我们只是提供了研究的成果。做学问，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对得起学者的良知，也就心满意足了。

　　二胎新政难阻中国老龄化 政策影响有限

　　生育率的下降是趋势，政策只是外部作用

　　华商报：有人说中国真实生育率非常的低，甚至低于一些北欧国家，这会引起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衡。您怎么看?

　　田雪原：有一点我不大赞同，就是宣传上说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少生了4亿人。这个少生了4亿人是按照当年的生育率算下来的，但是反过来问，你不实行计划生育，我们的生育率还能维持1980年的水平吗?它也要下来，只不过下来的速度慢一点。所以这个需要全面的评价，就是商品经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生育率下降的基础，政策是它外部起的作用。都归纳到政策里面，我不赞同。

　　华商报：那像您说的外部作用，到底是多大的作用呢?

　　田雪原： 既不能全归于政策，也要注意到政策的作用，那么就需要给政策一个恰当的定位。

　　所以，计划生育还是做出了贡献的。第一，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 生育率率先下降，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增加了社会积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二，中国出现了“人口红利”，打个比方就是干活的人多，吃闲饭的人少，那当然有利于国家发展了。

　　还有控制人口增长，对家庭和国家都一样，可以拿出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有利于教育的发展。客观上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增加了。因此，计划生育，不管怎么说，你都无法否认它在历史上的贡献。

　　华商报：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文章，您一说可以生二胎，他们就说田雪原“反水”了，您当年发出这篇文章，应该也是鼓足了勇气的吧?

　　田雪原：当年写出来之后，有的人就说你不是当年积极主张计划生育吗，怎么现在政策又要变了?我说：错!不是变，而是恢复初衷。当年政策就是这么定的，现在30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历史的节点。

　　必须兑现这个承诺，两害取其轻，不让它有害的一面更加严重。如果我们现在再不动作，那么可能进一步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时间到了又没有动静，我还有点理论勇气去坚持真理的，就把这个事情公之于众，公开发表，也是对历史负责。

　　直到今年，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终于提出了“一独生二”，总算兑现了当年的承诺。双独可以了，单独也可以了，实际上还剩下多少呢，恐怕离“限三生二”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