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载是校车出事的主因，存在监管不善的问题，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管理部门仅仅监管还不够，必须要负起责任。

　　他说，大家都对校车事故很敏感，但过了“敏感期”后，社会对此类事故的感知就会进入麻痹状态。因此，公众的群体追责意识不强，受害者一般都是接受赔偿。同时，各地政府应对此类舆论热点问题时也有更多的技巧来回避责任。

　　重灾区 过半为村镇基层学校

　　记者梳理发现，发生事故的43所学校中，过半为村镇学校，共计23所，其他也多为区县级基层学校。例如，刚刚发生的湖南湘潭校车事故，湖南省教育厅通报称，目前调查初步判断，校车存在超载，雨湖区响塘乡金侨村乐乐旺幼儿园的校车驾驶员郑友华存在未按审定路线行驶的情况。

　　此外，这些乡村学校中，校车标准不过关，有些甚至没有经过教育部门审批、未获办学资质或借址办学。如，超载导致2人死亡的北京门头沟腾龙幼儿园，还存在借址办学；教委也表示，该幼儿园未注册，属于非法办学。同时，涉事车司机曾吸毒贩毒有多次前科，这也与校车管理条例规定严重不符。

　　长期关注校车安全问题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静波曾表示，《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出台两年多，城市校车安全性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基层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该如何保护这些地区的校车安全问题？王静波认为：“第一个要对基层特别是农村的义务教育的学校、幼儿园，教育行政机关要合理布局。对于幼儿园，要保障就近入学。第二通过政府的财政补贴，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对于校车保障，如果依赖当地的财政可能是难以弥补的，这就需要中央财政要给予特别的关注，通过国家财政补贴，来保障校车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