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李家家族的记忆中，五爷李家载的模样停留在二十几岁的时候。然后，他『消失』了近半个世纪 华商报记者 孙强 翻拍

　　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在整个家族的记忆中，他的模样永远停留在二十几岁。然后，他“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直到有一天，一封陌生人的来信激起了家人寻亲的念头。

　　几十年里，三代人奔波辗转，从四川到陕西，追访他早已模糊的足迹。

　　艰难寻找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还有些细节没搞清楚，但总算大体知道了：这位本名李家载的四川新津青年周维，当年投奔革命，曾在陕西安吴堡青训班受训，又在旬邑陕北公学分校求学，后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任教务干事，是师生眼中的好同事、好老师。

　　他的生命在青春绽放时戛然而止，他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清夜无眠。忍受了一整天暴晒的都市，此刻还蒸腾在阵阵燥热中。李盾独处书房，捧出那摞发黄的信笺，逐一翻看。52岁的李盾最近很忙，忙着重修李氏族谱。此事千头万绪，让他犯愁的是其中一桩。他想起友人半开玩笑说的话，编家谱是好事，与其追本溯源，试图证明与李世民有什么关系，不如把家中有名有姓的“大活人”都搞清楚。

　　“大活人”是有特指的，李盾该叫五爷，是祖父的五弟。几十年来，这位五爷是李家三代人心中最隐秘的痛。如果没有记忆中那些零星画面，如果没有箱底封存的那几帧旧影，如果没有眼前这一堆发黄的信笺，五爷就像从来不存在似的，如一阵风，令人恍惚。

　　可他确曾来过这世上一遭，只是家族里无人知晓他后来的踪迹，以致多少年了，五爷，只是躺在旧族谱里的一个孤寂静谧的名字。这种平静，被几十年前的一封信，突如其来地搅动了。

　　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不要埋没了这位好同志

　　五爷若活着，该是96岁的老人了。关于五爷的记载有两句话：“家载，字仪翰，生于戊午年十二月初四申时。民二十七年七月十一出川，至民卅一年后音信不通。”

　　李家祖籍四川新津邓公场，家载是在1938年20岁时离开家乡的。当年，他正在成都上高中。忽然有天，传话来说，他跟着一群同龄人一起去了陕北。作家何其芳后来描述当时，“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学习，歌唱，过着紧张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此后三四年间，家载还给老家断断续续来过几封信，说在根据地上学、教书，后来就再也没了音讯。

　　那正是战乱年代，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没消息了，家人不知该去哪里寻找。时光匆匆，五爷渐渐被家族淡忘了。

　　转瞬到了1987年8月底。新津老家突然接到一封信，是从陕西西乡寄来的，落款人叫彭定一。信是寄给李维周的，这是五爷父亲的名字。

　　彭定一开篇就说，“我终于和周维同志的亲人直接通讯了，感到快慰。”家里这才知道五爷离家后改了名：用母亲姓氏为姓，又将父亲的名字倒换了一下，就这样，李家载变成了革命者周维。彭定一说，一个月前，他曾写过信，可是地址和收信人有误，被退回来了。这次是托了新津县党史办转来的。党史办知道当地有周维这个人，征集党史资料时，却谁都说不清楚。

　　于是，彭定一写下三千余言的《我所知道的周维同志》，分寄党史部门和李家，希望新津县编写党史时，“把周维同志的一生说清楚，给以应有的评价。”

　　信是老人在病中写就的，“今年4月患病，家人不告诉我，我知道可能是癌。我非常遗憾，时间不多了。”只是一想起当年的战友周维，往事历历在目。

　　2014年7月。西安。华商报记者见到了这封27年前的书信。泛黄的纸页上，繁体字与早已废止的第二批简化字混用，颇有时代痕迹。彭定一的笔迹略显潦草，看得出是老人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写下的。就在写信几个月后的1987年11月18日，彭定一病逝，终年64岁。

　　同去的人成了烈士，而自家亲人却不明不白

　　“老五有消息了！”四爷家宇捧信落泪，一家人又激动，又愧疚。

　　李家本是大家族，“出身地主”。李盾至今保存着六爷家轴在1952年写的一份入党自传：“家有田产五六百亩”，“父亲维周做过袍哥，当过地方团总，1951年，不甘向人民低头认罪，畏罪自缢。”

　　当年的袍哥李维周共有六子、四女，其中既有参加共产党的，也有参加国民党的。长子家辑，也就是李盾的祖父“继任”了地主，与二爷家辅、三爷家辚、四爷家宇大抵可算是一个“派别”的，不是国民党员，就是参加了青帮。

　　而五爷家载，是李家第一个共产党。六爷家轴在入党自传中提到了他，“五哥与同乡曾淑群于1938年到陕北，曾淑群后被蒋匪枪杀”。

　　激起李家寻亲念头的，正是这位曾淑群。若干年后，曾淑群的姐姐，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独自跑遍湖北、陕西、甘肃，最后在安徽太和县遗存的国民党档案中查出曾淑群被枪杀的证据。1984年7月，曾淑群被认定为革命烈士。

　　两相比较，同行者成了烈士，而自家亲人却至今不明不白，李家人愧恨不已。四爷家宇当过小学校长，因早年加入过国民党，几十年来抬不起头，哪里还敢起念寻亲。

　　直到1985年，家宇才试着给延安写了封信，探寻五弟的下落，却一无所获。而这封意外来信突然为李家带来了亲人的消息。

　　彭定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忆，他与李家载，也就是周维，见第一面是在陕西泾阳的安吴堡青训班。彭那时17岁，周维比他大些，两人被编到同一个连队，周维处处照顾他。

　　有次闲聊，周维告诉彭定一，1938年，他曾在陕北公学学习过一段时间。陕北公学当年有个分校在新正县（即今天的甘肃正宁、陕西旬邑及彬县一带）的看花宫。后来，他们从青训班分配到关中特区的两所学校，从此分别。

　　1944年春，彭定一突然听说周维死了，一直不敢相信，但终于从其他人口中得以证实。可详情究竟如何，几十年来，彭也不清楚。

　　彭定一是汉中西乡人。1980年，从汉中专署轻工局副局长任上离休。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周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打听到周维老家的地址，赶紧去信。可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非常遗憾，无力无法对周维同志尽更多力量了。”彭定一在几乎可以称为绝笔的信中急切地说，有很多当年知情的老同志，都在陕西、都还健康，走访他们，就能得到权威证明。

　　“不能因为人死了，不了了之。”在信的末尾，彭定一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