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即将10周年，收容被救助取而代之也已行将10年，不承想，今天的救助站里依然上演着过去收容所里的故事。

　　近日，记者假扮流浪汉在长沙救助站被打，同时，救助站里另有老年人被双手反缚、双脚紧捆躺在担架上，自称被打并向记者求救。昨日下午，长沙民政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称，疑其携危险品才强行控制。

　　目前，具体的事实也在进一步核实，但官方那“无明显拳打脚踢迹象”的话语，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03年在收容所里被拳打脚踢致死的孙志刚事件。至于官方指责暗访记者携带危险品，则理由牵强：既是警察协助送往救助站，如有危险品，按理警察也应察觉，何劳救助站的拳脚？更何况，被拳脚相加的看来不仅有暗访记者，还有那位被绑的老人。

　　早在2003年，收容制度就因孙志刚案被废除，然而如今，从被记者称为“恐怖之旅”的救助站，却很难看出制度革新的进步体现在哪里。

　　不过，从另一条新闻中或许能看出一点端倪。近日，《人民日报》记者针对兰考事件欲采访民政部，结果耗了一天时间15个电话打过去始终找不到采访对象。

　　救助制度革新十年，救助站的工作不见起色。采访民政部官员的遭遇，又何尝不是同类现象的另一种解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近5年，官员电话始终是个神秘的数字组合；畅通政府与社会、媒体沟通交流渠道、转变政府作风虽屡次被高层提及，然而，民众却似乎始终被政府部门的高门槛挡在外边。

　　透过救助站那扇恐怖的门和民政部高高的槛，我们看到制度革新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今天的遭遇原来曾在过去不断重演，只是换了一副道具，这不由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造成这一切的，可以说是人心因利益而变色、变硬，也可以说权力因惯有的傲慢而屡次蔑视尘世人间。但向好的制度照不进沉重的现实，二者之间的相互脱节，其原因很大部分是监督的难以落实。我们也因此看到，记者找不到官员采访只能无奈，救助站里遭遇侮辱也不知道向谁申诉，并无制度上的救济。

　　正如莫言作品中的“魔幻现实”色彩。当某项制度在现实当中遭遇普遍的不满，政策的制定者会做出反应，以信息透明等社会所强烈需要的东西为向度，做出政策的修改或者制定，以弥补政策与现实的断裂。然而现实毕竟离不开政策的执行者，对一些地方和官员来说，依然习惯颠倒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应确定的关系，试图延续个体对权力的绝对信服。

　　于是，政策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往往只存在于政策的概念里，而被否定于政策的执行中。利好的政策往往看起来让我们触手可及，但总是悬浮在现实之上。这种政策与现实的割裂，可以说是人为的，但更是权力体制僵化的一种必然。

　　政策传递着向好的信息，现实却总是过去的那个现实，良善政策的文本，难以在故意刁难中走入现实。这不仅仅存在于长沙的那个噩梦般的救助站里，存在于民政部高高的门槛外，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处，只要社会监督没有彻底落实的地方，都会存在这样让尊严扫地的辛酸与无奈。

编辑：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