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河南兰考县民政局长等6人因袁厉害收养家庭火灾事件被停职，官方称火灾因住宅内儿童玩火所致。河南兰考县宣传部官员表示，“7个孩子的生命，6名干部的担责，若能换来孤儿救助体系完善及社会进步，我感觉值了”。

　　兰考大火已经过去数日，救济机制在逐步完善，相关官员也被问责，但是这些事后补救措施做得再到位，7个孩子的生命也无法挽回，这是无法消解的残忍事实。对社会而言，大火烧出了孤儿救济机制之弊，但对于7个孩子而言，大火意味着截断了生的希望，因而，兰考大火首先是个生命概念，其次才是制度或体系概念，社会积极反思救济体系的病灶，也是为了避免类似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在生的权利面前，有什么资格说7个孩子生命换来了救助体系完善是值得的？

　　不容否认，社会进步有时确实是以生命为代价推动的。现实生活中，“制度失灵—事故发生—深刻反思—制度完善”这样的逻辑线条，几乎散播在社会机制的方方面面。孙志刚之死，换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佛山小悦悦事件，推动了社会的集体反思与检视；动车追尾事故，让我们沉下心来思考发展速度；类似的，还有一次次的矿难、大火、校车事故，甚至一些极端群体性事件。在这种模式中，社会形成了灵敏的调试机制，能够迅速对问题形成反馈，并推动制度的完善，社会进步客观上确实得益于此。

　　在这种调试机制中，我们需要为生命致敬。社会不可能一劳永逸呈现出完美状态，制度的完善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不断试错，有试错，自然可能有生命的代价，但是，当一部分人以生命代价推动了社会进步时，我们首先应自省，这部分代价是不是真的无法避免？社会有没有可能提前预判到风险的发生？当风险发生，前置责任永远无法回避，如果我们无法在预判和防范上问心无愧，将生命与制度完善视作一笔值得的交易，这样的逻辑注定太过冷血。

　　当下社会的问题，正在于逐渐习惯了这种后知后觉式的社会演进机制。已发生的公共事件中，通常印证着这样的逻辑，不出问题就无视问题，出了问题就重新重视，等到警觉性疲软，制度的问题又被搁置起来，问题再次触发，一切回到原点重新来过。制度的修修补补，总在事故发生之后，领导高度重视，总是出现在事故的新闻表述里，社会为此支付的代价还少？谁又能说社会进步的增量能将这种代价折抵回来？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7个孩子的生命换来救助体系完善值得与否被抛出来时，本就是一个冷血的命题。

　　生命是个体的最高主权，只要社会有清晰的风险防范和责任机制，社会进步不必非得凌驾于生命之上，使生的权利带来社会进步的增量这一事实成立。毕竟，没有谁有义务为制度之弊买单，也没有谁愿意做那群被不幸选中的人，当火灾发生时，逃的渴望，生的诉求，已经彻底否定了这笔制度之弊强制植入的交易。“值得”一说，注定是外部的冷血立场，对7个孩子而言，谈不上愿意，又何所谓值得？

　　不管此次大火之后，孤儿救助体系就此得到了多大程度完善，社会获得了多大的进步空间，请记住，制度的调整，不是在完成一笔以生命权利对换社会进步的交易，而是在偿还制度之弊欠下的罪与罚，这是一场以社会深刻反思改进为终点的赎罪，在这场赎罪中没有值得不值得可言。

编辑：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