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长期贫困的边塞关镇因资源禀赋而突然暴富之时，巨额社会财富的配置以及流向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无论此前爆出“鬼城”的鄂尔多斯，还是如今出了个“房姐”的神木，均面临民间资本突围无序、资源型城市转型艰难的共同窘境，亟待得到政策层面的积极疏通与引导。

　　“房姐”龚爱爱的出现，让外界窥到了资源型城市惊人的造富能力。一波煤价暴涨行情让有着丰厚优质煤储备的地方瞬间喧嚣繁华起来，但自然界的慷慨赠予常常更多地流向了小部分利益群体的囊中。虽然龚爱爱发家的“第一桶金”目前尚无确切消息，但却无疑与当地的煤矿关系密切。神木县从2004年开始对煤矿进行关停重组，合并成大型企业进行运作，但仍是由私人进行承包开发。时任当地农商行兴城支行主任的龚爱爱“自然而然”地得享到煤老板的融资返利，并经由煤矿干股分得财富骤增的一杯羹。可以猜测的是，在将煤矿这种公共资源的开采权划归到私人名下的过程中，规则的制定者、融资流向的决策人以及先期入围的煤老板之间已形成了利益小群体，煤炭价格飙长所创造的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率先流入到了类似的关系网络之中。此后，这样因矿藏一夜暴富的人再度面临“幸福的烦恼”，手握巨资不知如何支配，最终纷纷选择了地下融资与房地产作为了落脚点。龚爱爱的资本增值路径并未脱离这一窠臼，她大手笔在西安、珠海、北京等地投资高档房产，坐享房价升值厚利。殊不知，短视的民间高利借贷与楼市投资并非一本万利。

　　前者潜藏的风险不言而喻，食利者的获利源头来自于实体产业，如果企业经营收益无法消化高利贷成本，那么预期中的高利息回报必然沦为“无本之木”；而楼市的大规模开发也需要现实消费予以承接，否则就可能是在泡沫的泛滥中玩火自焚。事实也表明，这类富豪们大多为贪婪付出了代价。随着2012年煤炭价格下探、煤老板资金周转受挫，楼市因调控而陷入低迷，“房姐”的资产也遭受缩水之痛。而更令其惶恐的是，一旦“利滚利”式的民间借贷崩盘风险蔓延，一些深陷者就难以从债务泥沼中脱身。

　　需要提及的是，“房姐”由迅速发家到身处困顿的人生轨迹在资源型城市较为典型。透过这一事件，相关部门应当思考的核心要旨在于：其一，资源造富应尽可能实现公平惠及，当以完善的制度框架在事前对公共财富分配形成外部约束；其二，合理引导民间资本，通过打破垄断部门的准入“玻璃门”、提供企业孵化扶持等举措吸引民间资本重回实体领域；其三，未雨绸缪地探寻资源型城镇的下一座“金矿”，防止自然禀赋枯竭之后地方经济无以承接的尴尬。

编辑：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