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报道，高女士在北京办理驾照，因身份证与内蒙古郑女士重号，遭到拒绝，车管所建议双方协商更换号码。报道中说这种情况虽不普遍，但并非个别情况。

　　身份证法规定一人一号，不得重复；驾照管理规定要求一个身份证号办理一本驾照，不能多办。前者保证身份证号码的唯一性，后者是建立在身份证号码唯一性基础上的相关管理。与驾照管理类似，银行卡、社保等必须身份证验证；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验证项目将要与身份证挂钩，例如手机实名、上网实名、机票、火车票等等。

　　人并非天生就有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是为了社会管理的方便而人为设置的个人辨识标志。前面所说的应用，已经可以看到身份证正成为最基础的个人识别符号，以此为基础，针对个人的全部社会管理都可能“集约生成”。既然如此，身份证重号为何会通过重号者“双方协商”解决呢？

　　由公安机关编列的身份证号码发生重号，是公安机关的疏失。所以重号给居民带来各种麻烦，理应由公安机关去解决。现在的处理不是这样。身份证重号后，公安机关的车辆管理部门拒绝发放驾驶证照，建议重号双方协商改号。重号居民则因为身份证号码关系到诸多事务而不愿更改。有一位被重号的先生想变更号码，但名下银行账号、房产证、护照、驾照、各种保险、孩子上学登记等都要更改，“成本太大了，不仅是钱的问题”。

　　身份证重号中，居民无过错，却承担了很多后果，导致生活中麻烦不断，这有正常的救济渠道吗？难道只有忍受不便甚至权利的丧失 （例如获得驾照的权利），或者费尽周折去自己解决问题？错编身份证的权力部门为何变成了局外人、旁观者？居民可以通过行政途径要求公安机关改正错误，或者通过司法途径要求公安机关赔偿损失吗？

　　从正当的责任机制来说，居民身份证重号，必须由公安机关负责改正。从社会现实来说，公安机关去改正错误，因其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协调各种证照的更正，都比居民个人去办理要容易得多。然而，公安机关却只承诺免费快捷地变更号码，不消除错号所导致的相关后果，这岂是负责任的行为？

　　权力部门对居民施加了管理，当管理的错误发生之后，却听任其存在，即使明显损害了居民的权利，也放任后果而非积极消除。这显示权力对社会进行的管理，精髓不在于“服务”而在于自我便利，它不对管理中的错误负责，也没有提供途径让人们迫使其承担责任，人们只能接受权力的错误对自己造成的损失。

　　类似身份证重号这样的小事情，生活中还有不少。管理可以大刀阔斧，人民必须不怕麻烦，事情摊在谁头上，谁自认倒霉好了。（刘洪波知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