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清理“高危人群”

　　2011年4月10日下午，深圳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大运会安保“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所取得的战果。据深圳市新闻发言人介绍，在过去的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该发布会迅速引发舆论的关注，成为舆论焦点。

　　应对能力点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见习分析师杨青山

　　深圳大运会筹备以来，安保工作争议不断，其中“清理8万高危人员”事件无疑最具有代表性。4月10日下午，深圳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大运会安保“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所取得的战果。据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申少保介绍，在过去的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该新闻一经发布，“高危人员”之说以及“8万余名”的庞大数字立刻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舆论普遍质疑该政策是否侵犯人权，是否涉嫌挤压外地人的生存空间。针对相关质疑，深圳警方借助《人民日报》给予一一回应，同时表达了对政策的坚持，但效果不佳，舆论依旧以负面为主。此后，面对东莞警方抱怨深圳清危殃及池鱼等问题，深圳再无回应，被批“鸵鸟政策”，饱受诟病。

　　第一次应对：通过《人民日报》澄清，称8万余名“高危人员”是“迫于形势压力自行离开”。4月16日，《人民日报》“求证”发表文章《一次正常的治安排查清理》，文中深圳警方新闻发言人、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申少保对舆论质疑的三个焦点问题予以回应，称“治安高危人员”尺度清楚，并非一般的“有前科”、“精神病人”和“无业”人员；排查清理应是治安基础管理的常态工作；“高危人员”是自行离开，未采取强制遣返或驱赶离开举动。排查清理“治安高危人员”既不“违宪”，也不存在“侵犯人权”。深圳警方此次回应借助权威媒体，对舆论质疑的焦点予以有针对性的解答，不仅展现了深圳直面问题的勇气，也对政策的持续性表示了坚持，但“自行离开”的说法难以服众，反而引发了公众“被高危”的担忧。

　　第二次应对：6月1日傍晚，在《东方早报》记者多次要求采访受到拒绝后，深圳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助理、宣传处处长于天对该报记者说，警方不想做出任何回应，深圳公安机关会“按照既定方针”，继续搞好大运会的安保工作。警方不回应的态度加重了网友“公权力傲慢”的印象，对深圳乃至大运会的批评之声甚嚣尘上。

　　早在5月31日，东莞警方就有深圳驱赶高危人群殃及池鱼的说法，而接下来发生在广东各地的多起暴力事件，网友也普遍将其归因于“深圳清危”，对于一系列可能与之有联系的实例以及网友的高度质疑，深圳警方仍然选择保持沉默，不少网民对此表示遗憾，称之为“鸵鸟政策”。

　　第三次应对：7月14日，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出席全国卫视看大运、全国都市类报纸总编深圳大运行、全国网络媒体深圳大运会媒体见面会上指出，深圳举办大运会，在安保和城市管理方面，确有必要采取非常管理措施，这是负责任的态度。此外，王荣也谈到，如何做到少扰民、不扰民，如何争取市民的理解和参与，确实有方式方法问题，也有对工作的程度把握问题，“将虚心接受，将把这些质疑作为改进工作的动力”，“对一些不切实际、严重扰民的做法，已经给予了批评”。作为深圳市最高领导高层表态，王荣书记的回应提高了深圳方面的响应层级，不但解释了安保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表达了虚心接受批评的态度，表达方式较明显优于此前各级公安机关的回应，如果这些表达能够再做到更加及时、适时，效果无疑会更好。

　　在该事件的初次应对中，深圳警方积极借助权威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值得借鉴，其现实的传播意义也非常明显，据不完全统计，该文章相关转载达到245篇，有效的将警方的权威解答传递给受众。同时，其排查清理“治安高危人员”既不“违宪”，也不存在“侵犯人权”等表态体现了不盲从和对政策的坚持，有利于维护政府政策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但是，深圳后期的“鸵鸟政策”以及始终缺乏对民意的充分尊重使其初次应对被淹没，最终给人留下“应对存在较大问题”的总体印象，其失当之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鸵鸟政策”放任自身形象受损。在第一次应对未能取得良好效果，民众依旧对政策持不满态度，且政策的负面效果依旧在持续的背景下，深圳警方主动放弃舆论阵地，始终未再发出任何声音。这种消极应对的后果是深圳的形象持续受损，以致“清理高危人员”成为深圳乃至大运会的标签，屡屡被提及，被批评，甚至有很多网友对深圳所承载的“开放”的精神提出质疑。

　　其次，应对过程缺乏对民意的充分考量。“驱逐高危人员”之所以引发民众的广泛质疑与“大运会扰民”的舆论背景是有很大关系的，然而深圳在应对的过程中却并没有对此予以正面回应，对舆论的诸多质疑与“被高危”的担忧也没有给予充分的尊重和考量，仅仅给出了一个让公众难以信服的“自行离开”的理由，留下了很多遐想的空间，也损伤了深圳警方的公信力和民众对大运会的支持。

　　禁止农民工讨薪、开幕式开灯离家、清理高危人员……近一段时间，与大运会有关的诸多安保措施都引发了舆论的质疑，其实大家关注的中心只有两个字：扰民。诚然，成功的赛事需要民众的支持和包容，但是，在赛事承办和公共利益上寻求一个平衡点，的确应成为政府出台相关措施的重要考量，这也是成功举办大运会的应有之义。

　　湖南邵阳计生官员抢婴儿牟利

　　2011年5月9日，财新《新世纪》报道了“邵氏弃儿”一事。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计生部门为收取社会抚养费，将婴幼儿强行抱走，送入邵阳福利院，统一改姓“邵”，福利院则将这些婴幼儿送入涉外收养渠道，收取国外领养者费用。“邵氏弃儿”案由此引起社会关注，5月9日，邵阳市相关政府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此事展开调查。

　　应对能力点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胡江春

　　舆论对“邵氏弃儿”的关注，让长期以来计划生育野蛮执法的种种传闻得到了证实和强化，因此，大量批评、质疑的声音迅速出现。

　　湖南省和邵阳市委市政府对此事的反应比较迅速。5月9报道出来当天，邵阳方面成立了以市县纪委、监察局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展开调查工作。5月13日有媒体报道，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已批示全面彻查。

　　虽然从省市县三级党委政府都有表态或行动，但从当地政府得种种举措来看，所有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都显得不够诚意，无论是计生部门人员还是邵阳市福利院，有着明显地狡辩、推诿责任和应付调查的迹象，舆论还认为邵阳市组成的调查组去调查邵阳市福利院显得不够权威，调查结果难以令人信服。而且，官方始终没有主动、集中地区回应舆论关心的问题，只是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有一些只言片语的回应，缺乏系统性、完整性，使得公众对此事的了解不足，并持越来越多的怀疑态度。6月7日，有记者试图联系“邵氏弃儿”发生地隆回县宣传部询问调查结果，外宣办唐主任及分管宣传的罗主任均不愿回应此事进展，记者联系当地计生部门也未获任何有关调查的进展。最后，隆回县宣传部要求记者发正式采访公函，但函发去后，对方仍未对此事予以回应。有舆论认为当地政府在有意拖延，分散公众的注意力，最后不了了之。

　　6月22日，正欲寻找法律途径维权的两位家长杨理兵和周英和，突然因嫖娼而被邵阳警方控制，后拘留十五日。消息传出，舆论再度哗然。有媒体怀疑邵阳市政府涉嫌以厚黑手段化解由“邵氏弃儿”带来的危机。有舆论指出，“邵氏弃儿”案曝光已有两月，对于涉嫌违纪犯罪的计生等部门人员的处理结论，迟迟未见公布，反倒是坚持维权的受害人，却横遭霹雳手段，快慢之间，令公众不能不陡生疑虑。

　　7月14日，时隔两个多月，该事件终于又有了进展，该案件的调查组牵头人邵阳市监察局曾局长告诉人民网记者，此前媒体报道的部分情况失实，“买卖婴儿”情况根本不存在，“邵氏弃儿”案详细调查结果将于近日统一对外公布。尽管案情公开有了一些进展，但无论是其反应速度，还是回应方式都有很大的欠缺。相关部门在很多时候主动放弃了主动发布的机会，只是被动地不是抛出一些声音，给人“步步为营”的感觉。

　　纵观此事，省委领导亲自表态，邵阳方面的调查组经过长期调查，也终于即将形成结论，这本身是个好迹象。然而，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固然重要，但是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显然更利于问题的解决。在信息时代，仅仅是埋头调查事件而不顾公众知情权，是不明智的。在很多情况下，如此做法往往会导致谣言的产生而干扰到实际问题的解决。长达近两个月的悄然等待，只会消磨公众的耐心和信心。积极主动的姿态、公开透明的信息、与公众良好的沟通都能促使事件朝着更有利于解决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