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观点：也就是说，您不赞成目前这种由铁道部来调查事故发生原因的做法，甚至对它不够信任？

　　贺卫方：当然，我对它不信任。让犯错的人去调查自己在哪里犯错了、犯的错有多大并承担纠错的责任，这是不符合人性的。但是，我并不是特指铁道部，温州的这次重大事故其实是许多真相难明的事件中的一个。

　　我们目前的现状是，一旦发生处理重大、突发事故，就由与事故有联系的部门或者其主管部门去进行调查和发布结论，公众包括媒体基本没有办法去一线了解真相，这种模式非常不科学。很多类似事故、事件的一再发生，都说明了这种社会管理机制需要根本性的改变。我希望对这次动车追尾事故的处理，成为一个转变社会管理机制的契机，所以我在这个时刻提出了这个建议，我们急需一个公正的、独立的、权威的平台，把真相展现出来。

　　特别委员会的启动有宪法保障，

　　但历30年仍是睡美人条款

　　新闻观点：您所提议的特别委员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运行模式？有法律保障吗？

　　贺卫方：在处理重大事件中，需要有一个第三方的权威平台，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就有明确的规定。1982年宪法第七十一条就建立了特别委员会制度，它的具体规定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做出相应的决议。”也就是说，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权启动特别调查委员会，针对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进行调查。

　　新闻观点：那么，都是什么样的事情会促使启动特别委员会程序呢？

　　贺卫方：应该是那些引发全国关注、有重大社会影响、处理起来又会对普遍化的制度建设产生影响的事件；另外，还应该是在现有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不适宜主持的情况下。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我与学界四友曾呼吁启动宪法七十一条特别委员会，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当然，地方人大也可以授权启动特别委员会调查在当地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新闻观点：在之前，我国有启动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成功案例吗？

　　贺卫方：很遗憾，宪法规定特别调查委员会制度已历30年，但是全国人大从未启动过一次此程序，宪法七十一条遂成“睡美人条款”。其实，特委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行使权力的常规形式，也是其责无旁贷的义务。我期待这次事件的发生，能促使或者加快特别委员会的启动。

　　新闻观点：成立特别委员会就能重塑公信力吗？

　　贺卫方：这肯定不是必然的结果。这个机构要想真正取得公众的信赖，还是需要拿事实来说话。这中间，也需要人大常委会等相关机构转变之前的一些工作方式。另外，从铁路管理部门来说，动车和高铁的运行，不仅需要注意很多技术事项，还特别需要管理水平的提升，尤其是要增加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开度，才能重获民众的信赖和支持。委员会调查尤其是公开听证将在提升人大地位的同时，推进交通管理制度的合理化。

　　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应采取法庭方式，

　　允许旁听和转播

　　新闻观点：特别委员会的人员都从哪里来？人数上会有限制吗？

　　贺卫方：委员通常应包括人大代表，也包括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要保持权威性，与此同时也必须保持应有的中立性。在人数上没有固定的规定，可以是几个人，也可以是十几个人，应该视具体调查事件的性质和需要而定。

　　新闻观点：特别委员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工作形式呢？

　　贺卫方：特别委员会的运行必须有公开性，它的工作形式要采用法庭开庭的方式，证据的呈现、不同意见的辩论、最终报告的严密论证，都是非常重要的。听证会应该是开放的，甚至允许电视电台直播，让所有的情况都展现在公众面前。

　　新闻观点：这么说来，特别委员会与目前我们所熟知的专项事故调查组有明显的区别？

　　贺卫方：那是当然。层级就不一样，它超越了特定的行政机构，具有更高的中立性和权威性。从人员上来说，它的组成人员不再是特定的行政人员，人员来源能保证多样性；最关键的是，它的调查要有公开透明的程序和形式，所有的调查都应该采取法庭方式，允许意见的交锋，允许公众旁听，允许视频直播。最后提交的报告，可以是委员会意见一致的结论，也可以有持不同意见的委员提交的单独报告。

　　这样出来的调查结论，我想，是会取得公众信任的，因为它提供的都是事实，即便无法完全还原真相，也会无限逼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