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政府常务会议5日讨论通过了《武汉市行政应诉工作暂行规定》，其中确定，因违法行政导致败诉的，应当根据承办人、审核人、批准人的职权职责、危害结果和过错情节等因素，认定败诉过错责任，并按有关规定予以追究。（11月6日《长江日报》）

　　今天，政府被百姓告上法庭已是稀松平常，不过，很少见有管事的责任人为此付出代价。一个极端的例子，某地有个乡镇5年共打了20件行政官司，败诉18件，可谓“一败涂地”，却照样安然自得。

　　近年来，各地政府陆续出台“败诉问责”制度，理论上讲是有了既对事也对人的严厉“家规”摆在面前，今后各级行政主体出手之前的一举一动，应该会多几分掂量，起码不至于轻举妄动、毫无顾忌，这是前点制约；闯祸之后，再也不会若无其事，稳坐交椅，这是后点制裁。

　　但是，笔者对“败诉问责”持谨慎乐观态度。目前，“民告官”已经属于坎坷之路，虽是百姓“性价比”最低的一种维权方式，但胜算通常不大，结果大多“权（利）财两空”。“败诉问责”制的推行，让责任主体由过去抽象意义上的“政府”具化为“人”，这在加大官员“败诉”压力的同时，其实也容易加大他们采取非常措施或息讼、或“扭败为胜”的冲动。而弱民一方，处境势必由此雪上加霜。因此，所谓“败诉率”能否真实客观地反映地方政府依法行政水平，是要打上问号的。我们有理由预判，“败诉问责”制对防范官员犯错发挥警示作用构成某种“利好”的同时，对政府部门已错之纠错则构成反向“利空”。 王景曙

编辑：温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