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社会车辆如果不对正执行任务中的救护车进行必要的避让措施，究竟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广州交警支队称，按照相关规定，若社会车辆有条件进行避让却未避让，可处口头警告或200元罚款。对此，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表示处罚太轻。（12月12日《新快报》）

　　因为“救护车被堵致病人死亡”的新闻，使救护车的优先路权再度引起了舆论热议。“大部分不避让”固然跟城市道路交通拥堵，路道规划存在缺陷，私家车的交通素质等因素有关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对救护车的社会不信任所致，一系列的公车私用等行为，已经降低了公众对于特权车的信任感，并在潜意识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

　　过去很多经验证明，即便是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在相守相望的道德支撑下，救护车都有一条明晰而畅通的心理出口。然而，在信任缺失的情况下，这个出口几欲被堵死，从而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堵路致死的悲剧。

　　当特权被给予信任之后，其权力才会成为一种权利；反之，公众就会用权利去阻碍权力的运行。当“公车私用”这条“死鱼”，臭了特权车优先权“这一池水”，公众可能就只会选择冷漠与怀疑——呼啸而至的警笛，闪烁不停的警灯，谁知道你是在救死扶伤，还是“拉着女友去看戏”，或者“带着官员去吃饭”，抑或是“载着孩子去上学”呢？

　　权力若不道德，就不要奢求别人对你道德；权力若不守法，就无法强求别人守法。最好的特权环境，最优先的紧急路权，在于权力首先实现自我形象的救赎与改进。因而，要解决救护车不避让现实困局，强调单方面的处罚，未免就能达到治本之策。相比较而言，我们时下所实行的交通惩戒并非太轻，关键在于对权利的要求太高，但对权力的制约不力，以至于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等。在这种情况下，重构社会信任就很难得到真正的实现。 堂吉伟德

编辑：白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