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保全手捧着回家的火车票很是感慨，现在已经可以电话订票了，方便了很多。夏世焱 摄

　　遗传

　　犹如全家都被下了诅咒

　　刘保全的视力开始急剧下降，和东北的天气一样，只需要一夜，温度便可降至0℃以下。

　　“以前视力是多少啊。”湖北省枣阳市人民医院眼科医生这样问，父母刚刚要开口，他抢着说：“1.5的视力。”

　　“哦，那正常水平，不过你现在视力下降得非常快，已经到0.09、0.1了。”刘保全开始怀疑县医生开的药物是否过期，“那吃了那药物没用啊。”刘保全这样告诉医生。“哦，你这个病，我怀疑是一种遗传性疾病，我建议你们去武汉看下。”听到这句话，刘保全觉得更可怕了，他们开始了规律性的往返运动。

　　“武汉、枣阳，枣阳、武汉。”最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确诊为“视神经萎缩”，医生并明确告知：“这是一种家族性遗传病。”

　　不久，未满10岁的小外甥也开始出现失明，跟着是自己的弟弟、二外甥，一家人开始笼罩在恐惧之中，他说：“我们全家似乎被下了某种诅咒。”

　　母亲开始每日坐在门口，念着：“老天爷啊，我这是做了什么缺德事，你叫我们家这样子。”

　　日子越来越难过，随着家里人的陆续失明，能下地的人越发少了，“一年收入只有几千元了，房子也盖不起来了。”刘保全这样说。

　　他觉得自己要出去闯荡，最主要的是，只有闯荡才能有希望治疗自己的眼睛。

　　走进“盲人”

　　“你知道我摔倒过多少次？”他这样问，我摇了摇头，但似乎又觉得不对，因为他看不到，赶紧说：“不知道。”

　　他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摔倒过多少次了，在陌生的城市里，不熟悉，就会摔跟头，20多岁的时候，摔倒了然后爬起来，眼泪还会在眼圈里打转。”

　　刘保全说，自己去过北京、上海、深圳、武汉，最后辗转到了广州，他最后留在广州是因为2001年听说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可以治疗视神经萎缩。

　　“但是医生看了，说我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段，不可能恢复了。”刘保全说，那时候自己的视力已经跌入0.04和0.03了，“从法律的意义上，我正式加入了盲人的行列。”

　　而根据医学资料显示，一旦进入视神经萎缩状态，治愈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但早期干预治疗，则可以维持或减缓视力的衰减程度。

　　为了生存，他开始寻找工作，也开始体验盲人的种种不便。

　　他说，自己最怕的就是去银行，“银行开户必须要自己签字，不能按压手印”，说着，他拿出一张纸给记者做示范，他将头缓缓低下，利用眼角的斜光想看清纸张上的字迹，面部与纸张的距离不足5厘米，然后小心翼翼地拿笔，扭曲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刘保全，湖北枣阳人。”

　　此后，他找到了一家盲人按摩院，开始做一名按摩师，推、拿、揉等动作成为他除了吃饭、走路外做得最多的动作。

　　“按摩可以吃饭”，是他坚持下去的理由。

　　想找个残疾人售票窗口

　　都没人能帮忙

　　今年是刘保全出来闯荡10年里第二次回家，上一次回家是在2002年。

　　让他来形容春运，他说：“难，太难了，真的特别难。”他至今能回忆起2002年的那次回家，从买票到回家，一路艰辛。

　　当时住在西门口的他早晨5点起床，搭乘公交车6点半到达白云路的春运火车票临时售票点，“眼睛不行，一眼看上去到处都是黑乎乎的人影。”

　　因为找不到执勤的武警，他需要在常规的排队窗口排队买票，“如果有武警，我可以去残疾人窗口买票。”

　　“同志，我想问下，哪个是残疾人窗口。”他回忆当年曾这样问一起买票的人，“没有人回答，也没人愿意带我去，去了，别人就插队了。”他这样说。

　　从早晨6点半到中午11点半，在等待了多个小时后，依然没有排到他，“当时听别人说，有人前一夜12点多就去了。”

　　他觉得春运是打仗，“我看不见，但能听到很多人似乎为了插队什么的在吵架，跟打仗似的，你买到票就是胜利呗，我到中午的时候还没买到，早晨一仗算是失利了。”

　　回到住所，给老婆打了一通电话，告知自己在买票大军中惨败。

　　他回忆，当时跟老婆还补充：“主要是别人装备精良，我这眼睛不好，就没辙了，先天不足，败也有因。”

　　当天傍晚，刘保全的朋友带着他又去了一趟售票点，找到了一名执勤武警，引领他去了军人/残疾人售票窗口买票。

编辑：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