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凌继河“回迁”西路村，重启种地生涯。20多年以前，他洗脚上田，通过辛勤打拼成了城里人；世事难料，如今，他走“回头路”做回了农民。

　　凌继河与同伴手持合同，挥舞着现金，挨家挨户串门求包土地。镇村干部最了解当地民情，他就找他们帮忙，替他出主意、做工作。

　　几亩几亩地累加，几分几分地争取，最终，凌继河从周边6000多户农户手中承包整合了1.5万亩农地，全部种植水稻。他雇用了100多位农民，开始投入生产。

　　2012年，这1.5万亩地总共产出稻谷1.2万吨，喜迎大丰收，无奈“增产不增收”，行情欠佳，稻谷价格从1.42元/斤跌至1.27元/斤，凌继河算了笔账，若当即就把稻谷全部卖出，大概只能挣200万元，他决定先把稻谷存放到仓库里，待行情好转后再卖。

　　不过，现金流吃紧的他最终还是忍痛卖出了1000多吨，他不得不换取140万元资金，用于给100多位帮他种地的农民发“年终奖”，其中，种粮能手刘高美一人便独得16.3万元。

　　为何要发年终奖？刘高美告诉了记者实情。原来，凌继河在与受雇农民们签订的合同中约定了奖励条款：以早稻700斤/亩、晚稻800斤/亩、一季稻1000斤/亩为界，亩产超产100斤以内的，奖励1元/斤；亩产超产100斤以上的，奖励1.5元/斤。刘美高负责管理的1000多亩地超产14万斤，更准确地说，这16.3万元年终奖其实是“超产奖”。

　　未来种地将会公司化经营

　　“如果还靠个人种地，以后农村抛荒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老刘这么看，“得多些凌老板这样的企业家，把农地整合起来，进行公司化经营。”但凌继河认为，在现阶段既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又愿意到乡下整合土地从事农业的人不算太多。

　　2012年，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进行了“百村千户”问卷调查，调查表明，中国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村生产以妇女、老人为主，农业生产者的平均年龄为47.3岁，且兼业化趋势明显，农业收入不再是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记者了解到，即便采取公司化经营，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压力依旧不小。以凌继河的1.5万亩农地为例，他需要支付100多人的工资、奖金，租金成本为460元/亩/年，承包合同一年一签，以至于他不敢进行大手笔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编辑：温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