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9日，韩城龙门村村民郭榜柱将村委会牌子摘下后，坐长途车将牌子带到报社，希望报社再次关注龙门村的命运 本报记者 赵雄韬 摄

　　现任村主任：村子已经“烂包了”

　　关于审计报告，王文选表示“问心无愧”。他认为，当初借给老百姓1332万元，帮村子里维持了3年，“当初是打了借条的，现在，把我垫的钱还给我就完了。”

　　记者问王文选，2008年你当选村委会主任时不是说，垫资的钱能挣回来最好，挣不回来你担着吗？王文选说：“我没说过这话，我跟谁说过这话？”

　　但很多王文选的反对者记得，2008年12月，王文选当选村主任时，针对垫资1332万元是否是贿选时曾说：我给大家承诺，选举完就会给大家垫资分钱，让大家拿钱赚钱，这也是我多年办企业总结出来的经验：要搞资本运作。农民没有钱，他拿什么赚钱？我分了1300万，大家用来投资，可能会赚更多的钱。“我是来垫资，担着这个风险，帮着大家一起来致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文选的事儿还没完，新任村委会主任杨青军又“摊上事儿了”。

　　3月22日上午，龙门村村委会门口出现一张大字报，是针对杨青军的，说他“既没发展，又没发展路子。”杨青军告诉记者：这是换届以来的第三次了。他慨叹，村子事实上已经烂包了，“从中央政策来说，基层民主是让老百姓选出好的带头人，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谁有钱，谁当选。农村基层选举离了钱就不行，现在真形成这种风气了。”他承认，自己这次当选也是花了钱的，但花了多少，他没有透露。

　　不过，龙门村的另一位村委委员候选人告诉记者，为了这次选举，他花了15万元，每个选民300元。收钱者当面答应得好好的，肯定选他。结果，他落选了。

　　“现在村子里有些人脑子里只剩下钱了，就想着谁当村主任给大家多分点钱。”杨青军有些气愤地说：“我吃药了，把自己的钱发给你。”

　　当选民们都在认钱的时候，花了钱的候选人会是什么想法呢？杨青军讲出了自己的心理状态：“我就想，我掏钱买的村主任，我想怎么干怎么干？只要我不贪污，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想王文选也是这么想的。”他承认，自己现在没有多大的心劲了，而让他最伤心的不是选民，反而是政府。村子里的问题，审计报告里罗列了不少，审计部门也多次建议司法介入，事情搁在那儿，怎么就没人管呢？

　　他问：有什么办法能够引起政府足够重视，把我们村的账好好查一下？

　　■专家解读

　　政府应该引导“富人参选”

　　2008年王文选垫资1332万元竞选村主任因为存在争议，曾一度引起了民政部和陕西省人大的关注。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巡视员曹国英认为，王文选这种行为，具有一定的公开性，不宜定性为贿选，因为民主程度不够，在民主竞争中出现的一些不规范做法，上级管理部门也没有阻止，应该算是默认。

　　西安财经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教授陈晓莉多年来从事基层民主与乡村治理研究，她在其著作《新时期乡村治理主题及其行为关系研究》中：2009年3月对关中5市新任村官进行调研，公众对“农村选举中给选民送钱送物的行为”，30.1%的人“非常反感”，45.4%的人“反感但无可奈何”，仅有3.1%的人表示“理解可以接受”。

　　陈晓莉认为，王文选的垫资竞选行为，很难界定为贿选。

　　她认为：贿选本质上来说，是与民主政治相伴生的，是民主政治的副产品。候选人花钱买选票，至少表明村民手中这张选票有价值了，某种程度上选民意识也提高了，而过去这张选票是没有价值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进步，民意受到了重视。

　　近10年来，富人、经济能人争当村官成为一种趋势。陈晓莉说：“相当多的经济能人、村干部称自己当村干部后，影响了自己的经济发展并为村里贴了钱，但多数村民则认为他们的主要动机是谋求经济利益、谋求社会和政治地位，因为作为村主要干部，容易和上边打交道，了解信息方便，利用政策赚钱更容易。”

　　“从本质上讲，经济精英是商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本能。企业盈利如果能与村民的收入增长和就业机会增多结合起来，也无可非议。如果当选目标只是为了自己盈利，损害村民的利益，就需要警惕，并且加以制止。”陈晓莉认为。

　　陈晓莉认为，伴随着经济发展而迅速崛起的农村富人能人，出于种种考虑，很多人为迅速掌控农村社区话语权而跃跃欲试。但如何防止治村富人，利用村集体企业和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他人谋私利？如何有效监督治村富人利用村委会或村党支部的名义进行私人生意？这些在目前都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对策。

　　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单方面为增加农民收入而推行经济精英治村，只会带来更大的利益纠纷。

　　本报记者 薛振宇

编辑：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