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除了做题还学会些什么?”高中毕业学生的质问，曾让一位老师感到心痛——他就是“万言书”的作者杨林柯。然而，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悲观地是，他依然是一位孤独地行者。
呐喊没有改变孩子们的生态，他们的处境似乎更加恶劣：作业越来越多了，眼镜片也越来越厚，孩子周末的时间都奉献在了补习班。巨大的学习压力下，有的的孩子默默忍受，有的孩子放弃自己彻底沉沦。学习成为孩子们的“坟墓”，埋葬了青春。
更有甚者，孩子成为家长的“仇人”。最近的案例是，5月12日，河南鹿邑县法院原院长高天峰和女儿在家遇害，经调查，原来是其子不堪学习重压，买凶杀父。极端的其实并非个案，又有多少家长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情地剥夺了孩子的快乐，而寄希望于孩子长大后能理解自己?
但是，青春的美好如白驹过隙，一去再也不复回了。所幸，还有一批校长和老师们，他们探索着教育最后的良知，试图有所改变。如，让孩子们快乐起来;又如，让他们认知生命的意义。
钱学森之问和一位西安校长的反思
“名校培养出的学生，很多都是高考状元，但是这些孩子为什么一到大学就销声匿迹了呢?”奥林匹克花园学校的校长李鸿说。多年的教育经历让他困惑：“我们传统的教育出了问题，它对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扼杀的。”
2009年5月14日，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蔡言厚所带领的课题组，发布了迄今为止最新的《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100多页的密密麻麻的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高考状元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社会期望相差甚远，状元职业发展较少“出类拔萃”，1000余位高考“状元”中没发现一位是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顶尖人才”。
“北大清华几乎招去了所有的状元，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怎么样?”蔡言厚认为，高考可以挑选出优秀的中学毕业生，但分数与学生素质、能力之间并不严格对应。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问题背后一个荒诞的逻辑却是，中国的孩子却是公认世界上最苦最累的孩子。
很多年以来，“素质教育”只是画了一张美好的大饼，而背后依然是为了应对高考的“应试教育”和“功利教育”。可考上一所好大学，对于孩子来说，显然并不是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的全部。
庆安中学(初中部)位于西安莲湖区丰镐一路，校门前窄窄的巷子并不为人所熟知，它是莲湖区排名第一的初级中学。进了学校大门，四周的教学楼围着一块几亩地的操场，这几乎就是这个学校的全部。它是“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可外面的人未必想进来。
“我们以前忽略了，孩子们到学校来，其实也是需要一个理由的。”庆安中学校长刘国峰说。刘国峰今年57岁，当了18年校长。按照西安校长的平均年龄来说，他早已“到站”，但是就是在他任校长的最后关头，一场改革在庆安中学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2010年9月，庆安中学宣布实行“课改”，第一步是说服家长，按刘国峰的话说，如果家长不理解那么什么课改都是白搭。学校别出心裁地制作了3000多张请柬，发给孩子家长的工作单位，要求家长务必抽出时间来开一场家长会。
家长会之前，刘国峰有些忐忑：说实话吗，那我这个校长还干不干了?他拿着自己准备的三本手写的密密麻麻地笔记，掂量许久，心里实在了一些，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刹那，他决定豁出去了。
在学校的操场上，他发言说，我们传统的教育下孩子存在12大问题：自私、任性、缺乏责任感，自尊心强而耐挫力极差，缺乏自信，思想压力很重，以及过于内向和有强烈的嫉妒心理等。而除了家长的教育责任和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学校一样“罪不可恕”。
“学生长大后有杀人的，有盗窃的，有抢劫银行的，这些还都只是表面的犯罪。实际上，他们大多数孩子的内心健全吗?考上一本大学又能比三本学校好多少呢?孩子的内心扭曲了，有些还患上了精神病。上学本来是一个人生经历的过程，但是并不是让孩子在经历中走向死亡。”刘国峰言辞有些激动。
众所周知，罪魁祸首是应试教育，成绩成为孩子成长的唯一“指挥棒”。刘国峰坦言功利教育的弊端：“考什么、教什么，考多难、教多难。大量的重复性作业与考试，学生成为被动的受训者。学生的身心健康、个性和特长发展及学习主动性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3个小时的演讲，中间休息20分钟，没有一位家长离开。后来，2012年7月份，这篇演讲的简化版本被放到了西安教育网上，截止目前，它的读者已经超过6亿。
今年就读于初二年级的女生曾一诺，本来属于某“名校”片区，她的妈妈刘剑青在听了这个校长的演讲后，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毅然选择了教育质量相差巨大的庆安中学，她告诉记者：“我不想把孩子变成敌人，没有什么比她轻松快乐更重要。”
“过去，我们逼着孩子学习听讲，传统的教育毁了孩子。现在，我这个校长要反省，教育为什么就不是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刘国峰说：“原来，看见孩子们的笑容，才是一个校长最大的成就。”
学习的成就不是成绩而是“情商”
对传统教育的反思并不是一个校长偶尔的“心血来潮”，近日来，本报记者专访多位中小学校长，其中不乏一些传统名校的校长。他们的思考很一致：“改革教育方式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传统教育的弊病早已是千夫所指。著名史学家资中筠说：“在中国的所有问题中，教育问题最为严峻。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
可是，由于教育行政部门推行的学校排名等举措，让学校无法抛弃唯成绩论，名校老师亦向本报记者诉苦：“为了争取排名领先，学校逼老师，老师再逼学生。光小学生就要开8门课，能不让孩子做作业到半夜吗?”另外，在“虚荣心”抑或是“望子成龙”观念的驱使下，大多数家长依然无法放弃逼迫孩子做大量的作业，不去上奥数班、钢琴班、奥语班——名校，依旧是大多数家长们的终极梦想。
赢在起跑线上，花数万元，找关系，去上一个重点幼儿园到中学，不论在哪个城市，这都是中国社会公开的秘密。但是家长们不曾意识到，这些学校除了学习成绩，和压垮学生脊梁的作业，它还带给了孩子什么去赢得未来的资本?
一位西安“名校”的小学语文老师李女士告诉本报记者，孩子其实并没有选择，名校存在的问题也是所有学校所共有的，那与其在一所不怎么样的学校让孩子受苦，那还不如来上名校，最起码可以保证成绩。
与此同时，国家发起了多场改变学生现状的教育改革。据统计，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家层面共发起了8场教育改革，其中最近的一次是2001年9月1日，全国38个县、区的小学到初中正式启动课改。
作为这次课改的延续，2007年9月，陕西、北京等11个省市的高一新生进入新课程实验。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是：发展学生，快乐学生。
但是，仅仅是把狼牙山五壮士撤下学生的课本，增添了武侠小说大师的金庸的小说片段，甚至是流行歌词，就是素质教育了吗?近十年来，教材换了一遍又一遍，英语课上的“李雷和韩梅梅”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但换来的只是越来越厚的作业本，和小学孩子就大量近视，不少孩子还患上了抑郁症。
“教育之痛不仅仅是学生之痛，家长之痛，它更是国家之痛!”2013年5月7日下午，在西安高陵县第一中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沙龙，主题是如何通过改革，重新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陕西近百名中学校长闻讯而来，最后，校长们的共识是——教育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学生的最大成就不是成绩而是“情商”。一个孩子的童年，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有责任让孩子具备一个社会人的能力。
可问题是，高考的导向模式如果不能改变，素质教育会不会永远是一纸空谈?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兼顾高考和培养学生素质的模式呢?
改革存在于实践当中，只有在一线的校长最懂教育。实际上，早在2003年，一场自下而上的区域课改就已经渐成雏形。
孔子故里、山东这个传统的教育大省，一场发源于杜郎口中学的课程改革影响了中国：在频临倒闭的情况下，校长崔其升为了拯救学校，无意间开创了一套新型的课改模式，其核心理念用八个字可以概括，即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具体操作方法为：老师上课时只引导少讲课，鼓励学生自学，还课堂于学生。
2003年5月，《中国教师报》的著名教育专家李炳亭出版专著《杜郎口“旋风”》，一举将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模式上升到中国教育新一轮改革高度。李炳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说，在这场改革中，杜郎口中学起初只是为拯救学校的教育质量，它并不曾意识到这是一场站在传统教育对立面的重大突破——对课堂模式的改变，看起来很细微。但角色从本质上转变了：它明确了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人翁，有兴趣的学习才能让孩子们快乐起来。
10年来，杜郎口的“无意”已经成为中国学校课改的一个典型样本，《杜郎口“旋风”》也成为教育界最畅销的教育专著，在很多校长眼中，这本书是诠释中国课改的蓝本。现在，几乎每天杜郎口中学都要接待1000多名的各地参观学习者，他们中很多人是来过多次的学校校长。
同样，据不完全统计，10年以来，全国已有500多家中小学受到杜郎口模式影响，走向区别于“教材课改”的真正“高效课堂”课改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