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没了

　　突如其来的煤灾，不仅撕破了神木、鄂尔多斯的繁荣泡沫，更将以刘旭明为代表的新兴煤老板拉下了神坛。

　　在经济利益开始下滑的背景下，买主对煤矿购买、开采的意愿骤然下降，一些买过刘旭明煤矿的人开始找理由退矿。在乌海，刘旭明之前以1000万卖出一处煤矿。买主找到刘旭明说底下没矿，亏了本，最后刘旭明以1300万收回。对于这些纠纷，握有大把借贷资金的刘旭明似乎不在乎，用金钱继续维持着自己一方煤诸侯的形象。

　　但煤矿主管单位自2010年开始的煤矿整合行动，直接截断了刘旭明的财源。煤矿主管部门效仿山西省在2008一夜暴富的年的清理政策，强力推进小煤矿的整合。原本，一个煤矿年产量要达到30万吨，现在提高到60万吨。整合完成前，原来的证件由煤炭管理部门回收，煤矿停产。更关键的是，煤炭市场的不景气，让煤老板的开工意愿下降。闲下来的煤矿和空置的房地产项目，都压占了大量资金。

　　煤价跌了，刘旭明之前在乌海所运作的“细分煤田再出卖”模式也难以为继。断了资金来源，刘旭明后来的资金都是靠别人入股，拆后补前，寅吃卯粮。

　　2012年清明节，刘羽与刘旭明一起回神木万镇黄石畔村上祖坟。“那时刘旭明的情况还好着呢，没有衰落的样子。”刘羽回忆。当年7月，刘羽听到风声，很多人包括大股东找到刘旭明，要求兑现之前的承诺。刘旭明给有些人退还了本金，给有些人继续写入股收据，以利息加进去再入股。刘羽打电话给刘旭明，刘旭明表示现在退不了本金。后来，刘旭明的手机有时就打不通了，短信也不回。

　　在阿拉善盟项目搁浅后，刘旭明真正在意的政府配套煤矿也没了着落，要维系集资击鼓传花的游戏，他必须找一个替代品。于是，他花8000万元从阿拉善购得12平方公里“石砣山煤矿”探矿证。这给很多人造了一个烟雾弹。比如，贺峰就认为刘旭明新买的探矿权，仍然是与阿拉善盟配套的煤矿。

　　此时，“黄金大王”张孝昌非法集资案也在发酵之中。张孝昌宣称手中有黄金、白银矿，非法集资高达101亿，涉贷1380人，涉贷公司56家。一些非法借贷者因还不上银行贷款，被银行拉入黑名单。一时间，神木资金发条越拧越紧。

　　无奈之下，刘旭明只能选择铤而走险。2014年4月，刘旭明认识了神木县人大主任高崇飞之子高炎碔。刘旭明给高出示了石砣山煤矿的6个资质证件的复印件后，高炎碔入股1亿元。但随后，刘旭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李云军说，最后一次见到刘旭明是在2012年下半年，当时他带着刘旭明去西安找熟人融资，未果。2012年11月20日，一直未能看到煤矿开工也未能拿到分红的高炎碔，跑到神木县公安局报案，刘旭明的集资游戏就此引爆。被扣留之后，警方发现他的账户余额仅10万余元。

　　随着股东纷纷去公安局报案，刘旭明案内幕也逐渐水落石出。2012年7月至10月间，刘旭明债权人之一高峰为弄清他所称的“石砣山煤矿”虚实，曾去阿拉善盟“卧底”。他惊讶地发现，整个12平方公里只打了18个钻孔。内蒙地质矿产勘察院开始派了三台钻孔机，后来只留下一台，说是干活，其实是等着与刘旭明结账。

　　在此期间，刘旭明想把矿卖给一家香港公司，但因无法证明所有权而作罢。后来，刘旭明又联系北京的中植集团，再次试图出售矿产。见此情况，2012年11月，高峰回到神木后就报了案。

　　今年7月20日，高峰接到刘旭明专案组的电话，询问在2009年至2012年间，刘旭明名下账户是否向他的账户支付5亿元。高峰觉得此事莫名其妙，他开玩笑说：“别说是5亿，能把欠我的本金还给我就谢天谢地了。”事后，高峰想起，内蒙有一个与他同名同姓的人，而这个人正是刘旭明的放债对象。据称，这位高峰给刘旭明付过9800万的利息。

　　这些细节的曝光证实了一件事：刘旭明的资金流向不是买煤矿，而是在做高利贷生意，这样的风险无疑很大。

　　根据神木县公安局的通报，该案报案金额达7.87亿元，登记的涉案金额达11亿元。这还不是全部，因为有的入股者没报案，比如向刘旭明入股1亿元的贺峰。“刘旭明如果能出来，不用两年，一定会东山再起。”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