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怀顺强调，移交市局后就不了解办案过程，但回头看，他认为，于英生最后一次的谈话将现场的细节讲得非常清楚，可能提升了嫌疑点。“但也不能确定，没有证据的话。”

　　而张耀告诉早报记者，在讯问中，警方外围调查推断的东西，让于英生来回答，在讯问笔录中，越往后他的回答就与证据吻合，吻合率在90%以上。“后来结合证据越讲越复杂，但就是在当中出现很多重大问题，没法解释。”

　　案发现场，原本放在厨房的液化气罐出现在卧室，而于的供述中，在液化气罐的移动方式上前后有很大出入。“滚出来、搬出来、拎出来，什么说法都有。”张耀说，“我们提醒法院注意一点，于讲不清，就说明可能不是他干的。” 当年，韩母认为，于英生是在这些细节上故意不说清，以此脱罪。

　　另外，庭审时于不承认犯罪，那么液化气罐上可能存在凶手的指纹，然而，“做了很多指纹，恰恰液化气的指纹没有做。”

　　张耀说，有罪供述甚至前后矛盾。卷宗中警方鉴定，案发现场的电话线被人剪断，断口是整齐的。而于的供述则是拽断的。张耀告诉早报记者：“第一次问于，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问了很多次，电话线拽断了。”

　　张耀笑了一笑，说：“那时交到法院的卷子，是原始的，前后都有，没有改过。现在有的可能搞得很干净。”

　　他告诉早报记者：“法律规定，仅有被告的供述，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不能认定为有罪。每个证据，都要说明它的唯一性、排他性，没有其他的解释，能形成一个原因造成这个证据。”在于案中，没有直接证据，如目击证人等能证明于犯罪，而作为主要证据的有罪供述，却存在着诸多疑点。

　　当年参与办案的民警告诉新华社记者，当时现场勘查分成了多个小组，每个小组都有职责和分工，执行勘查和签字确认的过程也十分严谨，“该法医负责的就由法医组签字，该痕检负责的就由痕检组签字”。

　　这位民警说，他所在的现场勘查组承担着确定事件性质、提取现场痕迹、推论嫌疑人活动轨迹和过程、形成分析报告等职责。“因为是在于英生家，所以出现单一的于的指纹和足迹并没有作为指向其犯罪的直接证据，而是需要看勘查得出的活动轨迹和嫌疑人询问笔录是否符合，这才是确定嫌疑人犯罪的重要证据之一。”

　　至于办案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蚌埠公安局副局长王洪祥说，“我只能告诉你，于英生当时不是零口供。”

　　记者就这些疑点试图与公安机关联系，但宣传科的张科长未给出回复。于宁生则告诉记者，他相信律师所说，都是实话。

　　“从有罪来解释”

　　根据蚌埠公安12月3日发布的通告，8月份于英生无罪释放后，蚌埠市公安局立即启动了再侦程序，组织专案组调查，“全局抽调40多名精兵强将”、“省公安厅也派出刑侦专家”、“克服案发时间长”、“北上沈阳南下上海”、“运用高科技手段”，最终在今年11月27日在蚌埠抓获嫌犯武某某。

　　据报道，武到案后供述，韩某每天送孩子上学都会经过他执勤的路段，时间一长，两人便有些熟识。1996年12月2日早晨，他窜至韩某家中，见韩某身着睡衣且独自在家，加上韩某外表出众，遂心生歹意，对其实施强奸。作案时，武某某用枕头捂住韩某面部，致其死亡，伪造现场后逃离。

　　有报道称，武某某是蚌埠交警支队“四小车辆”整顿执法大队一大队的队长武钦元。早报记者来到“四小车辆”整顿执法的停车场，工作人员和一名交警证实了武钦元在此工作，“调来不久，但现在不在了”，具体原因，他们也不知道。“瘦瘦的，人是蛮好的人。”

　　“为什么关了17年，找不到真凶。出来才三个月，”张耀笑了一笑，“就找到真凶……这里面很多问题，是不是要值得深思？”

　　对此，今年5月，何家弘曾告诉媒体：“从现场提取到不属于嫌疑人的生物物证，这实际上就可以作为于英生有可能不是真凶的证据，可是办案人员却片面地忽略了。”

　　由于无法排除疑点，于英生坐了17年的冤狱。李建军告诉早报记者：“案子移交市局之后，我们查外围人员，其他有嫌疑的人都搞清楚了。”尽管不清楚市局刑警支队如何办案，但他知道“于英生的嫌疑没办法排除”。

　　张耀介绍，除了测定时间的证据是自己新提交的以外，公诉人与辩护律师的控辩都是围绕同一份卷宗进行，只是双方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从你的思维上面，就是从有罪上来解释。” 他回忆，针对自己提出的这些疑点，庭审时公诉人没有给出回答。

　　记者试图找到当年庭审时的公诉人与法官，但蚌埠市检察院与中院均未接受采访。蚌埠中院宣传科王处长告诉早报记者，追责是一定的，但警方仍在办案，尚未到公布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蚌埠中院两次死刑判决都被安徽高院裁定撤销，发回重审，直到最后一次改判无期徒刑，高院才维持原判。于宁生向早报记者强调，“六年六审”。张耀参加了前五次审判，却没有参加最后一次，他预感到只能是这样了：“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能这样，先留人。”

　　张耀与一审公诉人曾有过很多工作上的接触，“其他案子的交流都是很正常的，那个案子我们一直没有交流，因为我跟他的观点，在当时太对立，”张耀说，“他不能提出异议。”

　　他认为，政法委提出的防止冤假错案，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根据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提出，“好好的怎么要提出这个东西呢？”

　　儿子第一次见面未喊父亲

　　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蚌埠也受到雾霾的影响。

　　12月2日是个晴天，韩露的母亲马女士得知抓获真凶，这一天是韩露17年的忌日。她告诉早报记者：“我现在跟谁也不计较，现在就是每天考虑自己过得舒心一点。”她也说自己不想回忆。8月份宣判于英生无罪时她曾不理解，并向早报记者表示不会原谅他。

　　12月4日，电话那头的于宁生吸着大气，说：“我想我的父亲啊，我的父亲，为此奔波，我现在不想跟你讲太多，我心里难受。”

　　张耀介绍，由于住处离自己的事务所近，于英生的父亲生前经常去找他问问题，“我就问咯，老人家又往哪跑啦，他讲‘我到省里面，我又到最高院啦’。”父亲的葬礼，监狱里的于英生没能参加。

　　抽完7根烟，张耀结束了回忆。他提到一周前与于英生的见面，后者告诉他，儿子第一次见他没有喊父亲。“警方正式向他岳母说明这个情况后，小孩才从情感上更亲近”，“可能还有个大过程吧，毕竟17年了。”

　　真凶抓获的消息公布以后，网上将于英生称为“现实版的肖申克”。群体的呼声纵然排山倒海，创伤仍由个人承受。于英生告诉张耀，自己不想接受媒体采访，讲一次，就像把自己身上的一道伤口扒开一次，淌着血给别人看，“你看，我这伤。”